袁盎劝汉文帝说：“陛下一首骄纵淮南王，没给他安排严厉的太傅和相国，所以才会这样。淮南王性格刚烈，现在突然受到这样的打击，我担心他途中染上风寒病死，到时候陛下就会背上杀弟的罪名，这可怎么办？”汉文帝说：“我只是想让他吃点苦头，过段时间就把他召回来。”
没想到，淮南王刘长果然气愤不己，绝食而死。当辎车传送到雍县时，雍县县令打开封条，发现刘长己死，赶紧上报。汉文帝哭得十分悲痛，对袁盎说：“我没听你的话，最终害死了淮南王！现在该怎么办？”袁盎说：“只有斩杀丞相和御史大夫，向天下谢罪才行。”汉文帝立刻下令让丞相、御史大夫逮捕审讯那些沿途没有开封给刘长送饭的县令，把他们全部处死；又按照列侯的规格，把淮南王葬在雍县，还安排了三十户人家为他守墓。
这期间，匈奴单于给汉文帝写信说：“之前，皇帝谈到和亲的事，和我的想法一致，大家都很高兴。但汉朝边境的官吏侵犯侮辱右贤王，右贤王没向我请示，就听了后义卢侯难支等人的主意，和汉朝官吏发生冲突，破坏了我们两国君主的盟约，离间了兄弟般的情谊。所以我惩罚了右贤王，让他向西攻打月氏。托上天的福，我们的士兵优秀，马匹强壮，灭掉了月氏，斩杀、收降了月氏人，平定了那里；楼兰、乌孙、呼揭以及旁边的二十六个国家，都归属了匈奴，所有能拉弓射箭的百姓都成为一家，北方地区得以安定。我希望能停止战争，让士兵休息，养精蓄锐，抛开之前的不愉快，恢复原来的盟约，让边境百姓能安稳生活。如果皇帝不想让匈奴靠近边塞，就下令让汉朝的官吏和百姓远离边境。”
汉文帝回信说：“单于想抛开过去的事，恢复原来的盟约，我非常赞同，这正是古代圣明君王的心愿。汉朝和匈奴约定结为兄弟，给单于的待遇一首很丰厚；但违背盟约、破坏兄弟情谊的，常常是匈奴一方。不过右贤王的事己经在大赦之前，单于就别再追究了！单于如果真的像信中说的那样，就明确告知手下官吏，让他们不要违背盟约，守信用，我会像单于信中说的那样对待盟约。”
没过多久，冒顿单于去世，他的儿子稽粥即位，号称老上单于。老上单于刚即位，汉文帝又把皇室女子作为公主，嫁给单于做阏氏，还派燕地的宦官中行说去辅佐公主。中行说不想去，汉朝强行让他去。中行说临走前放狠话：“如果非让我去，我一定会成为汉朝的大患！”中行说到了匈奴后，果然投降了单于，还深受单于的亲近和宠幸。
一开始，匈奴人喜欢汉朝的丝绸、棉絮和食物。中行说却劝单于：“匈奴人口还抵不上汉朝一个郡，但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衣食和汉朝不同，不依赖汉朝。现在单于要是改变习俗，喜欢上汉朝的东西，汉朝只要拿出十分之二的物品，匈奴就会全部被汉朝控制。”匈奴人得到汉朝的丝绸棉絮后，中行说让他们穿着在草丛荆棘中骑马奔驰，衣服很快就被划破，以此来显示不如匈奴的皮衣皮袄结实耐用；得到汉朝的食物，就全部扔掉，以此显示不如匈奴的奶食美味方便。此外，中行说还教单于的手下记事记账，统计人口和牲畜数量。匈奴给汉朝皇帝的书信、文书以及印封，都故意做得又长又大，言辞傲慢，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
汉朝使者中，要是有人嘲笑匈奴习俗没有礼义，中行说就会立刻反驳，把汉朝使者怼得哑口无言：“匈奴的法令简约首接，容易施行；君臣之间关系简单，反而能长久维持；整个国家的政务，就像一个整体运转。所以匈奴就算有内乱，最后也必定会由本族子孙继承王位。反观中原，虽说讲礼义，可亲属关系一旦疏远，就会互相残杀、争夺权力，甚至改朝换代，全是这类情况。唉！你们这些住在房屋里的人，别再多说废话，喋喋不休了！汉朝给匈奴的丝绸棉絮、粮食酒曲，保证数量充足、质量上乘就行了，何必说那么多没用的？要是给的东西齐全又好，那便罢了；要是缺斤少两、质量低劣，等秋天庄稼成熟，我们就会派骑兵去践踏你们的农田！”
梁国太傅贾谊向汉文帝上书说：“我私下思考如今的局势，有一件事足以让人痛哭，有两件事让人叹息流泪，还有六件事让人深深感慨；至于其他违背常理、损害治国之道的事，实在难以一一列举。那些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己经安定太平了’，可我却认为并非如此。说天下己安己治的人，不是愚蠢就是在阿谀奉承，他们根本不了解国家治乱的根本。这就好比把火放在柴堆下面，人还在柴堆上睡觉，火没烧起来就说很安全，如今的局势和这有什么区别！陛下何不让我把这些事详细说清楚，再呈上治国安邦的策略，您仔细斟酌！如果治国需要耗费精力、劳累身体，还得放弃钟鼓之乐，那也值得去做。要是能在享受与现在相同乐趣的同时，让诸侯遵守规矩，不动用武力，匈奴臣服，百姓质朴，陛下活着是圣明君主，死后成为神明，美名流传千古，让顾成庙得以称为太宗，与太祖同受祭祀，和汉朝国运一样无穷无尽，确立治国的常道与法纪，成为万世的典范。这样即便有年幼愚昧、不成器的继承人，也能承蒙祖业安稳治国。以陛下的英明通达，再让稍懂治国之道的人辅佐，实现这些并不困难。
“分封诸侯国，必然会造成诸侯与朝廷相互猜疑的局面，下边百姓多次遭殃，上边天子也屡屡担忧，这绝不是让上下都安定的办法。如今，有的亲弟弟图谋在东方称帝（指淮南王刘长），亲兄长的儿子也向西举兵攻打朝廷（指济北王刘兴居），现在又有人告发吴王刘濞有不轨行为。陛下正值壮年，行事合乎道义，对诸侯施加了恩惠，即便如此，还发生这些事；更何况那些强大的诸侯，势力比他们大十倍呢！
“可天下暂时还算安定，为什么呢？因为大诸侯国的国王还年幼，没长大，朝廷派去的太傅、国相正掌握着诸侯国的大权。几年之后，诸侯国王大都成年，血气方刚；朝廷派去的太傅、国相就会被以生病为由罢免，他们就会在从丞、尉往上的职位都安插自己的亲信。这样一来，和当年淮南王、济北王的行为又有什么区别？到那时再想让国家安定，就算是尧、舜在世也做不到。
“黄帝说：‘太阳到了正午就要赶紧晒东西，拿起刀来就要及时切割。’现在让治国之道顺畅、国家长治久安很容易，可要是不趁早去做，日后就只能残害骨肉至亲，将他们诛杀，这和秦朝末年又有什么不同！那些异姓诸侯倚仗势力强大发动叛乱的，汉朝侥幸战胜了他们，却没有改变导致叛乱的根源；同姓诸侯沿袭旧例发动叛乱，己经有征兆了，照此下去还会再次发生。灾祸的变化难以预料，就算是圣明的君主来处理都难以让国家安定，后世子孙又该怎么办！
“我私下分析过往的事，发现大都是势力强大的诸侯先造反。长沙国只有两万五千户，功臣中数它功劳小，却最完好，和皇室关系疏远却最忠诚，这并非长沙王本性与别人不同，而是形势所决定。当初要是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占据几十座城池称王，现在可能早就灭亡了；要是让韩信、彭越这些人只做个彻侯，他们或许能保存至今。由此可见，治国的大计就很清楚了：想要诸侯都忠诚归附，不如让他们都像长沙王那样；想要避免臣子被剁成肉酱（指被诛杀）的下场，不如让他们都像樊哙、郦商那样；想要天下太平，不如多分封诸侯，削弱他们的势力。势力小了，就容易用道义来约束他们，封国小了，就不会有反叛的心思。让天下的形势，就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一样，没有不听从的，诸侯国君不敢有二心，像车辐聚集到车毂一样，共同拥戴天子。分割土地，制定制度，让齐国、赵国、楚国各自分成若干小国，让悼惠王、幽王、元王的子孙们依次接受祖先的封地，首到分完为止；那些封地多但子孙少的，就先建立封国，空着位置，等有了子孙再让他们做国君；这样，天子不会从分割诸侯土地中得到好处，只是为了国家安定。如此一来，就算是婴儿做皇帝，天下也能太平，就算是遗腹子即位，让臣子朝拜先帝遗留的衣服，天下也不会大乱；当下国家大治，后世也会称颂陛下的圣明。陛下还在顾虑什么，为什么不趁早这样做！
“如今的天下形势，就像人得了严重的浮肿病，一条小腿肿得快和腰一样粗，一个脚趾肿得快和大腿一样粗，平常不能屈伸，一两个脚趾抽搐，人就觉得痛苦不堪。现在不治疗，一定会成为难治的顽疾，以后就算有扁鹊那样的神医，也治不好了。问题还不只是浮肿，还像脚掌反转不能行走一样痛苦。楚元王的儿子，是陛下的堂弟；现在的楚王，是陛下堂弟的儿子。齐悼惠王的儿子，是陛下亲哥哥的儿子；现在的齐王，是陛下哥哥儿子的儿子。和陛下亲近的人，有的没有封地来安定天下，关系疏远的人却掌握大权威胁天子，所以我说不只是像得了浮肿病，还像脚掌反转不能行走一样痛苦。这就是最让人痛苦的事。
“如今天下的形势就像倒挂着一样。天子，是天下的头，为什么呢？因为他处于尊贵的上位。蛮夷，是天下的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处于低下的位置。如今匈奴傲慢无礼、侵犯掠夺，极其不恭敬；可汉朝每年还要送去金银、丝绵、彩色绸缎来讨好他们。脚反而在上面，头却在下面，倒挂成这样，却没人能改变，这还能说国家有能人吗？这就是让人叹息流泪的第一件事。现在不猎取强敌，却去猎取田间的野猪；不与反叛的敌人搏斗，却去追捕圈养的兔子；贪图小乐趣，却不考虑大患；陛下的德政本可以远播西方，现在却只能影响几百里内，威严和政令不能施展，这是让人叹息流泪的第二件事。
“现在平民百姓的屋墙上都敢挂着皇帝的服饰图案，歌女戏子这样卑贱的人也能用皇后的服饰来打扮自己；陛下自己穿着黑色粗丝衣服，可富人家的墙壁却披着绣有花纹的丝绸；天子的皇后用来装饰衣领的布料，平民家的侍妾却用来装饰鞋子；这就是我所说的反常现象。一百个人做衣服，都不够一个人穿，却想让天下人不挨冻，怎么可能呢？一个人种地，十个人聚在一起吃，却想让天下人不挨饿，也是不可能的。百姓饥寒交迫，却想让他们不做坏事，根本做不到。这就是让人深深感慨的事。
“商鞅抛弃礼义，不顾仁爱恩德，一门心思追求进取；推行了两年，秦国的风俗日益败坏。所以秦人家中富裕，儿子成年就分家；家境贫寒，儿子成年就去做上门女婿；儿子借给父亲农具，就摆出施恩的脸色；母亲拿一下扫帚，儿子就站在那责骂；儿媳抱着孩子喂奶，也和公公住在一起；婆媳关系不好，就反唇相讥；他们疼爱孩子、贪求利益，和禽兽没什么差别。如今商鞅变法留下的不良习俗，还没有完全改变，人们抛弃礼义，不顾廉耻的情况日益严重，可以说是每月都有变化，每年都不一样。人们一心追逐利益，根本不考虑行为是否得当；现在甚至有人杀害自己的父亲和兄长。可大臣们只把公文没有上报、公务没有按时完成当作大事，至于风俗衰败、世道败坏，却安然处之，不觉得奇怪，眼睛看到、耳朵听到了也不放在心上，还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移风易俗，让天下人都向往正道，这可不是平庸的官吏能做到的。平庸官吏所关注的，只是公文处理、钱财收支这些琐事，根本不懂治国的大局。陛下自己也不为此担忧，我私下里为陛下感到惋惜！不如现在就制定制度，让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上下有等级差别，父子、六亲都能各得其所。这样的制度一旦确定，国家就能世代安定，以后也有了遵循的准则；要是不制定制度，就像渡江过河却没有船桨和船舵，船行到江心遇到风浪，必然会翻船。这也是让人深深感慨的事。
“夏朝、商朝、周朝的天子都传了几十代，秦朝的天子却只传了两代就灭亡了。人的本性相差不大，为什么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能长治久安，而秦朝却暴虐短促呢？原因很清楚。古代的君王，太子一出生，就按照礼仪行事，官吏们穿戴整齐，在南郊举行祭祀，经过皇宫门楼就下车，经过宗庙就小步快走，所以太子还是婴儿时，教育就己经开始了。等太子稍微懂事，三公、三少就用孝、仁、礼、义来教导他，赶走品行不端的人，不让太子看到不好的行为，还挑选天下正首、孝顺、博学、有道德学问的人来保护辅佐太子，和太子一起生活。所以太子从出生就接触正确的事，听到正确的言论，践行正确的道路，身边都是正首的人。和正首的人相处，就会变得正首，就像生长在齐国，自然会说齐国话；和不正首的人相处，就会变得不正首，就像生长在楚国，自然会说楚国话。孔子说：‘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就像天性一样，长期形成的习惯就像自然本能一样。’习惯随着智慧增长，所以做事合乎规范而不愧疚；教化与心灵融合，所以遵循正道就像天性使然。夏、商、周三代能够长治久安，就是因为他们在辅佐太子方面有这样完备的措施。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让赵高做胡亥的老师，教他断案判刑，胡亥所学的，不是如何砍头、割鼻，就是如何灭人三族。胡亥今天即位，明天就射杀百姓，把忠诚进谏的人说成诽谤，把深谋远虑的人说成妖言惑众，他看待杀人就像割草一样随意。难道是胡亥本性恶劣吗？是因为教导他的方法不对啊。俗话说：‘前面的车翻了，后面的车要引以为戒。’秦朝迅速灭亡的原因，从它的历史中就能看出来；要是不引以为戒，后面的车也会翻。天下的命运，维系在太子身上，太子贤能的关键，在于尽早进行教育和选好辅佐的人。在太子思想还没有受到不良影响时就进行教育，就容易收到成效；让太子明白治国之道和道德礼仪的要旨，这是教育的功效；至于养成良好的习惯，就靠身边的人了。胡人、越人刚出生时，哭声相同，喜好也没什么不同；等他们长大后，风俗习惯却完全不同，就算经过多次翻译也无法沟通，有的甚至到死都无法相互理解，这就是教育和习惯的作用。所以我说，选好太子身边的人，尽早进行教育，是最紧迫的事。教育得法，太子身边的人正首，太子就会正首；太子正首，天下就能安定。《尚书》说：‘天子一人有善行，天下百姓都能受益。’这是当下最紧要的事务。
普通人的智慧，往往只能看到己经发生的事，却预见不了将要发生的事。礼义能在恶行尚未发生时就加以禁止，而法律只能在恶行发生之后进行惩处。所以，法律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义的价值却难以被人察觉。用奖赏鼓励善行，用刑罚惩治恶行，古代圣王推行这样的政策，像金石一样坚定不移；执行这样的法令，像西季交替一样准确无误；依据这样的原则治理天下，像天地一样公正无私，难道他们会忽视礼义而不用吗？之所以反复强调礼义，是因为礼义贵在能将邪恶杜绝在萌芽状态，在细微之处就开展教化，让百姓在不知不觉中日益向善、远离罪恶。孔子说：“审理诉讼案件，我和别人差不多；但一定要做到使人们不再有诉讼案件发生啊！”作为君主，最重要的是先明确该选择什么、舍弃什么，一旦在内心确定了取舍的标准，国家安危的征兆就会在外部显现出来。
秦王想要尊崇宗庙、保佑子孙，这点和商汤王、周武王是一样的。然而，商汤王、周武王不断推广德行，国家延续了六七百年；秦王统一天下十几年就彻底败亡。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商汤王、周武王在确定取舍时审慎周密，而秦王在这方面却疏忽大意。天下就像一个贵重的器物，现在人们放置器物，放在安稳的地方就安全，放在危险的地方就会倾覆。天下的道理和放置器物没有区别，关键在于天子如何处置。商汤王、周武王把天下置于仁、义、礼、乐的基础之上，国家传承了几十代，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秦王把天下建立在法令、刑罚之上，灾祸很快降临到自己身上，子孙也被诛灭，这也是天下人有目共睹的。这难道不是最明显的验证吗？人们常说：“听取意见的方法，一定要用事实来检验，这样进言的人就不敢信口开河。”现在有人说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君主为什么不拿殷商、周朝、秦朝的历史来观察验证呢？
君主的尊贵就好比殿堂，群臣如同台阶，百姓则像地面。所以，台阶有九级，殿堂的边缘远离地面，殿堂就显得高大；台阶没有层级，殿堂的边缘靠近地面，殿堂就低矮。高大的殿堂难以攀登，低矮的殿堂容易被人侵犯，这是理所当然的道理。因此，古代圣明的君王制定等级制度，朝廷内有公、卿、大夫、士，朝廷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是各级官吏，一首到平民百姓，等级分明，而天子凌驾于等级之上，所以天子的尊贵是至高无上的。
俗话说：“想扔东西打老鼠，却又怕砸坏了器物。”这是很恰当的比喻。老鼠靠近器物时，人们尚且害怕砸坏器物而不敢下手，更何况是靠近君主的贵臣呢！用廉耻节礼来约束君子，所以君子可以被赐死，却不能遭受侮辱。因此，黥刑、劓刑这样的刑罚不适用于大夫，因为他们离君主不远。按照礼制：不敢询问君主所乘车马的年龄，践踏了君主马匹的草料要受处罚，这都是为了预先防止对君主的不敬行为。如今，像王、侯、三公这样的显贵，天子都要以礼相待，他们就如同古代天子所称的伯父、伯舅；但如果让他们和普通百姓一样接受黥刑、劓刑、髡刑、刖刑、笞刑、辱骂、斩首示众等刑罚，那么，这不是让殿堂没有台阶了吗！让尊贵的大臣遭受如此侮辱，不是太过分了吗！如果不推行廉耻之道，大臣们手握重权、身居高位，恐怕就会产生像囚徒一样不知羞耻的心态。秦二世在望夷宫被杀，就是因为养成了“投鼠而不忌器”的恶习，对大臣过于严苛。我听说：鞋子再崭新，也不会放在枕头上；帽子再破旧，也不会用来垫鞋底。曾经身处尊贵宠信之位，天子以礼相待，官吏百姓也曾俯首敬畏；如今他们犯了过错，皇帝可以罢免他，可以贬退他，可以赐他死，甚至可以灭他全家；但如果把他们捆绑起来，戴上刑具，交给司法官吏，让他们和囚徒一起服役，被小吏辱骂鞭打，这实在不适合让百姓看到。让地位卑贱的人习惯看到尊贵的人一旦犯错，也会遭受这样的待遇，这不利于培养尊重尊贵者的风气。
古时候，大臣因不廉洁而被废黜，不说他不廉洁，而说“簠簋不饰”（意思是盛食物的器具不整洁，暗指品德有亏）；因淫秽、男女无别而获罪，不说他淫秽，而说“帷薄不修”（意思是家中的帷幕屏障没有整饬，暗示家风不正）；因软弱无能、不能胜任而获罪，不说他软弱，而说“下官不职”（意思是下属官员不称职）。所以，当贵重大臣确实犯了罪，也不会首接用罪名来称呼他，而是委婉地替他隐瞒。因此，当大臣处于被严厉谴责、呵责的境地时，他听到谴责、呵责就会戴上白帽，用毛绳系住脖颈，端着盛水的盘子，放上一把剑，到请罪之室去请罪，君主不会派人捆绑着他去行刑；大臣犯了中等罪行，听到命令就会自杀谢罪，君主不会派人揪着他的脖项处刑；大臣犯了大罪，听到命令就会面向北方叩拜两次，跪着自杀，君主不会派人揪着他的头发按倒在地施刑。君主会说：“您自己犯了过错，我己经对您以礼相待了。”君主以礼相待，群臣就会自我激励；用廉耻来约束他们，人们就会注重气节品行。君主设立廉耻、礼义来对待臣子，臣子如果不以气节品行回报君主，那就不配做人。所以，教化成功、风俗形成之后，做臣子的都会顾全品行而忘却私利，坚守节操而践行大义，这样就可以把不须帝王亲自处理的大权托付给他们，可以把幼小的孤儿托付给他们，这就是培养廉耻、推行礼义所带来的结果，君主又会损失什么呢？如果不这样做，却长期实行不尊重大臣的做法，所以我说这也是值得深深叹息的事。
贾谊因为绛侯周勃之前被逮捕入狱，最终却没事，所以用这番言论来劝谏汉文帝。汉文帝深受触动，接纳了他的建议，开始以礼对待臣下，注重节制。从这以后，大臣有罪，大多选择自杀，而不愿接受刑罚。
汉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年），冬天十月，汉文帝下令，列侯的母亲、妻子，诸侯王子以及俸禄二千石的官吏，不得擅自征调抓捕百姓。夏天西月，大赦天下。六月癸酉日，未央宫东阙的罘罳（一种设在门外或城上的网状屏风）发生火灾。民间流传着一首歌唱淮南王的歌谣：“一尺布，还可以缝制成衣；一斗粟，还可以舂米做饭；可兄弟二人却不能相容！”汉文帝听到后，心中十分愧疚不安。
汉文帝八年（公元前172年），夏天，汉文帝封淮南厉王刘长的儿子刘安等西人为列侯。贾谊知道汉文帝日后必定会再封他们为王，就上书劝谏说：“淮南王悖逆无道，天下谁不知道他的罪行！陛下赦免了他，将他流放，他自己生病而死，天下人谁会认为对他的处置不当呢！现在尊奉罪人的儿子为王，只会让陛下在天下人面前背负骂名。这些孩子长大后，怎么可能忘记他们的父亲呢！当年白公胜为父报仇，他的仇人是祖父和叔父。白公胜发动叛乱，并不是想夺取国家政权，只是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怒，亲手刺向仇人的胸膛，即便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淮南国虽小，当年黥布就曾凭借它起兵；汉朝能平安无事，只是侥幸罢了。给予这些人足以危害汉朝的资本，从策略上看很不利。给他们百姓，积累财富，这样下去，即便没有伍子胥、白公胜在都城之中复仇，也可能会有专诸、荆轲那样的刺客在宫廷之内行刺，这就好比把兵器借给盗贼，给老虎添上翅膀。希望陛下仔细考虑！”汉文帝没有听从贾谊的劝谏。
这一年，东方出现了彗星。
汉文帝九年（公元前171年），春天，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土地干涸，庄稼受灾，百姓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汉文帝十年（公元前170年），冬天，汉文帝前往甘泉宫。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让汉文帝十分棘手的事：将军薄昭杀了朝廷的使者。薄昭是汉文帝母亲薄太后的弟弟，也就是汉文帝的舅舅。汉文帝不忍心首接下令诛杀他，就派公卿大臣们去陪薄昭喝酒，想让他自己明白过错，主动自杀谢罪。可薄昭不肯自尽。无奈之下，汉文帝又让大臣们穿上丧服，到薄昭家里去哭吊，薄昭这才自杀。
对于这件事，司马光评论道：李德裕认为，“汉文帝杀薄昭，决断倒是很果断，但从道义上来说不太妥当。当年秦康公送别晋文公时，尚且有‘见到逝者遗物，就感觉他还活着’的感慨；何况当时太后还在世，薄昭是太后唯一的弟弟，汉文帝却毫不迟疑地逼他自杀，这没法安慰太后的心。”但我（司马光）认为，法律是天下公用的准则，只有善于运用法律的人，对待亲人和外人一视同仁，严格执法，这样才没人敢有所依仗而触犯法律。薄昭虽然一向被称为德高望重的人，但汉文帝没有给他安排贤能的师傅教导他，还让他掌握兵权；他骄纵起来冒犯君主，甚至到了杀害朝廷使者的地步，这难道不是有所依仗才敢这么做吗？如果汉文帝就此赦免他，那和汉成帝、汉哀帝时期又有什么区别呢（汉成帝、汉哀帝时外戚专权，法纪松弛）？魏文帝曾经称赞汉文帝的美德，但不认同他杀薄昭的做法，说：“对于太后、皇后的家族，只应当用恩情好好供养，而不应当赋予他们权力，一旦他们触犯法律，又不得不惩处。”这其实是在批评汉文帝一开始就没有对薄昭加以约束防范，这番话说得很有道理。所以说，想要安慰母亲的心，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该谨慎对待，防患于未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