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一宽松就跑去赌大的，回力球，扑克，甚至轮盘赌，赢了想赢更多，输了想翻本，总是不肯及时收手。
这么一天天过着，某一天，无意间瞥了一眼月历，他突然回过神来：已经1939年了啊。
对他来说，1939年和1938年也没有什么不同。
日子久了，他却发觉，大街上风气明显不一样了。
每条路上几乎都有日军的巡逻队，挎着枪伫立着，眼睛在每个人过路的人身上警惕地打量。
他到烟杂店买烟，看到大半排货架上挤着印着日文的胰子、洋火。
老板叹着气说：“不卖日货活不下去，卖日货又说不爱国。实在是难做。”
某一日，他在赌场，正赌到兴头上，突然一阵鸦雀无声，一抬头，看到一个穿西装的走了进来，从庄家到赌客，全都客气地打招呼，称他“李先生”。
然而等他一走，立刻就有人低声咒骂：“狗汉奸，给日本人当狗腿子。”
两天后的深夜，他从赌场出来，远远就看街上拦着铁丝网，几个日本兵挎着枪来回走着，一旁的便衣警察攥着名单，看到行人就拦住，上前一通搜身。
他想绕道，便衣警察伸手拽住他胳膊，二话不说，劈头就是两记耳光。
查证件，搜身，折腾了大半天才放行。
这时，却看后头又来了个人，穿着西装，手里拿着公文包。
那个抽他耳光的便衣立刻换了副嘴脸，点头哈腰地说：“王科长，您辛苦了。刚从维新政府那边回来？”
阿宝站在不远处看着，挨打的面颊火辣辣地肿了半边，嘴里泛出血腥味道。
他心里却想：有意思。
从春到夏，每一天都在搜捕新的抗日分子。
因为那张和普通中国人不太一样的面孔，阿宝只要出门，就会被便衣当街拦住，有时候搜个身就放他走，有时候挨一顿打。
最倒霉的一回，他被带到日伪警察署拘留室关了整整三天，被盘问了一夜，迫着跪下，烟蒂揿着手背，头按在脏水桶里。
洗脱嫌疑释放的那天，他走出几步路，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对没完没了的赌博也心生厌倦起来。
不单是厌倦，手头也紧了起来。
这年夏天，日占区的管制越发严厉，他发觉哪里都没办法再像之前那样轻松地弄到钱。
他心里便筹谋着，想寻一个新机会。
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那是燠热的一天，没有一丝风，火辣辣的日头把地烤得滚烫。
阿宝刚出门，就被几个便衣拦住，不由分说地塞给他一面旧的沙俄国旗，推搡着让他混进几十名白俄的队伍中，一起走上了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