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过程中，景恬带来了一个意外消息：那位曾在精神病院揭露真相的护士，已被家属强行带回老家，据传正接受“精神评估”。她最后一次对外联系是发给景恬的一条短信：“我没有疯。我只是说了实话。”
团队立即行动，联合多家媒体与人权机构发声。七十二小时后，该护士获准返回工作岗位，院方发布声明称“此前安排系误解”。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妥协。
江一锋把这条新闻剪进了片尾。画面最后定格在她工作的病房窗外??一棵枯树在雪中挺立，枝头却冒出几点嫩芽。
《光comingthroughthecracks》正式上线前夜，江一锋独自来到当初搭建临时帐篷的老厂房遗址。月光洒在碎砖上，仿佛铺了一层薄霜。他打开手机，播放许念最初的录音：“你们……真的会听吗？”
然后，他按下回复键，录下一句话：“我们一直在听。而且，我们会一直听下去。”
这句回应没有用于正片，而是作为彩蛋藏在片尾字幕滚动至最后时悄然响起。没有人知道是谁录的，但它像一颗种子，落入无数人的耳中。
节目发布当天，全国二十七个城市同步举行了小型观影活动。有大学礼堂里的公开放映，也有乡村祠堂中的秘密聚集；有教师自发组织的学生讨论会，也有家庭主妇在菜市场角落围坐聆听。
最令人动容的是，在西南某偏远县中学，一名班主任在自习课上播放了《柜子里的男孩》片段。结束后，全班沉默良久。忽然，一个平时最安静的女孩站起来，低声说：“我也被关过储物间……因为我举报班长偷试卷。”
教室里先是寂静，随后爆发出掌声。不是嘲笑，而是支持。第二天，校长接到教育局电话，要求彻查此事。一周后，涉事学生被处分，该校启动心理健康筛查机制。
类似的涟漪不断扩散。有人开始整理家族史中的隐痛，写下从未提及的家庭暴力往事；有退休法官主动联系团队，提供三十年前被压下的未成年人案件卷宗复印件；甚至有一位年逾七旬的老教师，在听完电台节目后寄来一封信：“我年轻时目睹同事体罚致残，却保持沉默。这一生，我都在赎罪。”
江一锋把这些信件收藏在一个铁盒里，准备将来建一座“沉默博物馆”。他说：“我们要记住的，不只是受害者的痛苦，还有旁观者的犹豫，以及最终选择开口的勇气。”
第五集播出两周后，《南方纪事》发表专题报道《裂缝中的光》，称“归途计划”已形成“民间真相网络”，其影响力正在倒逼制度反思。教育部回应称，将启动全国校园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最高检亦宣布，将建立“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专项监督通道”。
但这并非终点。江一锋深知，真正的改变不会来自一次曝光或一场运动，而在于日常生活中每个人是否愿意倾听一句“我很难受”。
于是，他做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宣布将《归途》系列永久归档，不再制作续集。但他同时推出一项新计划：“听见计划”??培训一百名来自农村、边疆、职校的青年成为“叙事记录员”，教他们用手机、录音笔、笔记本，去收集身边的故事。
“不要再等大导演来说你们的痛。”他在启动仪式上说，“你们自己就是讲述者。”
第一批学员中，有牧区放羊的少年，有工厂流水线上的女工，有辍学照顾弟妹的姐姐。他们提交的第一份作业，是一段段朴素却震撼的独白：
“我爸打我妈的时候，我会躲在牛棚里唱歌，这样她们就不会听见我哭。”
“老师说我考不上大学，不如早点嫁人。可我想当医生，想治好奶奶的病。”
“我喜欢男生，但我怕说出来，全村都会指着我骂。”
江一锋把这些声音编成合集，命名为《我们也说过》。它没有华丽包装，没有专业剪辑，只有真实的生命在低语。
某天夜里，他梦见母亲站在一片麦田中央，微笑着看他。他跑过去想拥抱她，却发现自己变回了十岁的小孩。母亲蹲下身，摸着他的头说：“你现在，是个有格局的人了。”
醒来时，天刚蒙蒙亮。窗外雨停已久，晨光穿透云层，洒在阳台那盆枯萎又复生的绿萝上。叶子泛着晶莹的光，像是泪，也像是笑。
他打开电脑，写下新的一行文档标题：
【项目代号：破土】
【目标：让每一个想说话的孩子，都能找到一支麦克风。】
然后起身泡了杯茶，走到窗前。楼下巷口，几个小学生背着书包走过，其中一个突然停下，弯腰扶起被风吹倒的共享单车。
江一锋笑了。他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变了。
不是因为一部纪录片，也不是因为一个导演。
而是因为太多人终于愿意俯下身，去听那一声轻到几乎听不见的：“我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