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
“中央经济理论会议”会场设在清华，但被邀请参会的经济专家除了清华大学的，还有燕京大学、（正在拆分）北京大学的经济学系教授，工商界里面比较有学术特性的企业家商人。
中央财经委员会这边，出席会议的除了陈沄，还有李富春（他已开始和苏联专家接洽，讨论组建国家计委和编制五年计划的事情）、统计局长薛木桥等等。
陈沄知道为什么开这个会，李复春和薛木桥不知道，或者说不完全知道。
他俩所知道的就是，党的总会计师突然开始对经济理论感兴趣，前两个月抱来了一大堆书籍，其中好多还是外文的，咬牙切齿地啃书。啃下去发现很多地方书里写的不是那么简单，搞清楚来龙去脉是一个很巨大的工程，于是就开了这个会。
陈沄：“我们邀请诸位参加这个会议，是因为各位在经济学领域是国内最有造诣的一群人。当然，这个领域以前，在民国时期，研究的是另一种社会制度的经济学，但是主席也说过，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不在限制之列。我记得是去年5月，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这一段也见报了。”
“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既然短期之内我们还不能消灭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就要研究它，找出它的特性和规律。”
陈沄说的这番话不是什么新言论，在座的参会经济学家都知道，这就是现在新中国的经济政策。只不过，大张旗鼓地开一个“中央经济理论会议”，并把他们找来咨询，这倒是挺有新意的。但怎么说呢，在坐的诸位也很愿意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些经济运行的法则传授给财经委和统计局。
但陈沄接下来的一句话就把事情引向了他们不大熟悉的领域。
“美国有个叫西蒙？库茨涅兹的经济学家，他在他的著作《国民收入及其构成》里面提到并强烈推荐采用一种国家生产力的统计方法，叫做‘国内生产总值’，英文缩写是GDP。另外还有一个年轻一些的经济学家，叫做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在1946年写了一本叫做《独立收入与专业实证收入》的小册子，不知道在座哪位对他俩这个方向的经济理论有所研究？”
台下冷场。
民国的经济学大佬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没人能接得上话。
陈沄开头一番话，听起来像是中央政府向这些经济学界大佬们虚心请教问题。可是呢好吧确实是在请教问题，可大佬们就像是高中数学老师等着个学生来问问题，结果这学生问的不是高中题，而直接甩出一道偏微分方程。
“陈副总理，这一个经济学派似乎是美国新近出现的派别，西蒙？库茨涅兹我倒是有所了解，但他的理论可能没有成为主流，所以我对此涉猎不多。”马哲民（《中国经济学导言》作者）回陈沄的问题。
陈沄摇摇头：“这个派别出现的时间不长，大多源出自凯恩斯采取他的新经济政策之后。但是，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美国从1950年开始，将采用库茨涅兹的理论，重新核对和统计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库茨涅兹的这一套方法比过去的旧方法准确得多，尤其是在衡量国家生产力和国民收入方面，有更高的参考意义。
马哲民听了陈沄的话更懵逼了。
陈副总理难道是专门把他们这些民国经济学家集合起来打脸的？
也不大像，陈副总理是真诚地在讨教问题的答案。
而且很显然，陈副总理真的开始研究这方面的知识了。现在才1951年3月，美国开始统计自己的GDP是1950年度的，现在还没统计出结果，如果算美国官方宣布要开始统计工作，那应该是1950年底，离现在也没多久。
算了，就算美国采用GDP统计法的消息传回国内，国内现在这一批经济学家没个几年也是消化不了的。
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家或者经济学理论，怎么说呢，和这一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一样虚弱。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引入和传播虽然时间较长，但从总体上看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水平不高，甚至还没有做到将西方经济学说完整、系统地翻译介绍进来。
经济学理论都了解得不完全，无法指导民国的经济建设（如果民国算有经济建设的话），就更不要说什么经济学理论领域的创新了。甚至当时国内的经济学系、商学系学生，大多不愿以基本原理作为专业方向，而多选择应用经济学科。而国内大学的应用经济学专业，大概叫做“会计系”或者“股票证券交易培训班”更合适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