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6点30分，莫斯科的天色已经完全放亮。今年才35岁的朱加什维利推开政治保卫总局办公室的窗户，冷冽的春风裹挟着工业区的煤烟味扑面而来。楼下中央市场的摊贩们已经开始忙碌——这些“个体户”和政治保卫局的干部们，大概是这座城市中最勤劳的人了。
他拿起桌上那份还带着油墨味的《红星报》，头条赫然写着：“乌拉尔银矿产量突破历史记录”。报纸边缘沾着面包屑——昨晚值班的秘书显然一边吃夜宵一边整理文件。
窗外传来一阵喧哗，他探头望去，市场入口处，几个农妇正将成筐的土豆倒进磅秤，金黄色的堆垛旁挂着“1卢布公斤，不限购”的木牌——那些卖土豆的农妇都来自莫斯科郊外的乡村，民意党人在夺取政权后就将原本属于贵族、地主的土地平分给了每一户农民，而他们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除了交公的20%外，其他都可以自行处置。
虽然朱加什维利对于这种缺乏计划的农业生产颇有微词，但这是红色法国的先进经验，民意党最高委员会的“老同志”们可是很在意法国经验的
和农产品市场的丰富不同，在国营的纺织品商店的铁栅栏前，女工们已经排起长队，眼睛紧盯着橱窗里所剩无几的英国呢绒和东方丝绸还有俄罗斯本国生产的劣质棉布。
这个国家的轻工业生产总是不如人意啊！
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响起。
“局长同志，”电话那头传来司机伊万沙哑的声音，“车已经热好了。最高委员会会议九点开始，但乌里扬诺夫同志要求您七点半先去趟总参谋部。”
朱加什维利挂断电话，拿起桌上那份标着“绝密“的文件夹。里面是最新送来的《国民经济与国防准备状况报告》，纸张边缘还带着打字机滚轮的压痕。他快速浏览着那些冰冷的数据：
乌拉尔矿区：采用太平天国的新型钻机后，白银月产量突破18吨；
哈尔科夫钢铁厂：特种钢产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0%；
伏尔加汽车厂：首批200辆“伏尔加-1型“卡车成功下线；
报告末尾用红笔标注着一行潦草的小字：“轻工业品供应仍显紧张，建议优先保障军工系统配给”。
他合上文件，从抽屉里取出配枪。这把M1895左轮手枪的握把上刻着一行小字“为了无产阶级的审判”——这是他在1905年参加第二次高加索战役的战利品。
当朱加什维利走向停在楼下的吉普车时，乌克兰籍卫兵安德烈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这个来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小伙子眼睛里的期待几乎要溢出来。
“局长同志，”安德烈压低声音，乌克兰口音浓重，“我妹妹昨晚来信了。基辅的面包配给又减少了，黑市价格涨到五卢布一公斤。”
基辅位于第聂伯河的左岸，距离德占区（指并入德国的地盘）很近，民意党俄罗斯在那一带的统治很不稳定，周边有许多乌克兰“地方武装”。
朱加什维利注意到安德烈的手在微微发抖——这个年轻人上次休假回家时，亲眼看见德国扶植的“乌克兰自卫军”在基辅郊外枪决了三个偷运面粉的农民。
“很快，战士。”朱加什维利拍了拍他的肩章，呢喃般的承诺消散在莫斯科的晨风中。
坐进吉普车后，他翻开另一份刚刚送达的文件：《西南边境局势简报》。报告详细记录了德国扶植的“乌克兰自卫军”在基辅地区的暴行：4月15日，德军顾问下令枪决50名“疑似游击队家属”；4月16日，第聂伯河上的运粮船遭拦截，200吨小麦被倒入河中；4月17日，基辅大学三名教授在基辅郊外的家中被乌克兰自卫军枪杀——因为他们为民意党统治的俄罗斯工作！
“先去总参谋部，”朱加什维利对司机说，’然后再去最高委员会。”
吉普车驶过狄纳摩兵工厂时，一队新下线的T-14坦克正轰隆隆地驶出大门。年轻坦克手们站在炮塔上唱歌，炮管上缠着象征胜利的红旗。
总参谋部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作战处长加米涅夫少将正用教鞭指着沙盘上高加索地区的地形模型。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拉泰尔同志的第11集团军已经抵达格罗兹尼，”加米涅夫的声音沙哑，“但德国人支持的‘黑鹰’佣兵团炸毁了捷列克河上的三座桥梁。”
朱加什维利注意到沙盘上插着的小红旗——那代表着已经确认的德军火力点。红旗密密麻麻地分布在巴库油田周围，显然那里是德军决心死守的地区。
“我们的装甲列车呢？”朱加什维利问道。
“被游击队破坏了，”参谋递过一份电报，“高加索山地旅报告，昨晚在格鲁吉亚边境发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近卫军。”
墙上突然响起刺耳的电话铃声。加米涅夫抓起听筒，脸色逐渐阴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