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5日。
深夜。
“周副主席！”王若飞疾步走进办公室，“这是国民党今天下午发表的新声明，关于政协、关于和平建国、关于两党裁军条件方面都与此前我们与之磋商的草案有很大区别。”
“这是图穷匕首见。”看完声明和简报，周副主席的剑眉拧在了一起，“若飞，此事需要你回延安，召开政治局和军委特别会议，确定今后我们的方针政策，做好最坏的打算。我这就起草密电。”
“我想的也是如此，但现在有个问题，”王若飞说，“十分钟前我联系了美军联络官，非常奇怪，4月7日和8日重庆无法调出美军的运输机供我们使用。如果要我和邓发赶回延安，要么等到4月9日以后。如果我们选6日回去，那么上午11点就要起飞了。”
“国民党应该是在做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周副主席说，“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我们的时间很紧，如果9号返回，我们手中的时间就少了三天。若飞，你和邓发、邦宪做好动身准备。我今天晚上睡晚些，将我的意见写下来，请你带到延安，在会上代我宣读。”
王若飞立即回去做准备。周副主席坐回书桌，摊开信笺准备写电文和自己的会议报告，又想起了一件事。
周副主席拿起电话听筒。
“叶挺同志？”
“这么晚打电话给你，是因为有一个意外的事情。原定4月8号飞回延安的计划，现在有变动了。”
“……如果想早一点动身，那么就要赶明天上午11点的美军飞机；如果不那么赶，可能要顺延到4月9号或者10号。”
“周副主席，不用做选择题，”电话中的声音因为心情激动，音量变得很大，“哪怕是早一个小时回到延安，都足可令我心潮澎湃。我等不及了，我明天11点上飞机。”
“好的，那可能就要辛苦你和秀文了，可能要连夜收拾行装，还有孩子们也要做好工作。我们就暂别几个月了。”
4月6日。
重庆白市驿机场。
美军地勤人员检查完飞机，发动了引擎。在急速吹拂的气流中，王若飞、叶挺、邓发、秦邦宪与周副主席在跑道上最后一次谈话，交接文件，然后依次走上飞机。在机上，叶挺的妻儿早已登机，最小的阿九已经在李秀文的怀里睡着了，其他人也一脸倦意，昨天收拾行礼到凌晨，一大早又要坐汽车，沿着坑坑洼洼的公路赶往白市驿机场，一家子人是很忙。
秦邦宪坐在最前，与美军飞行员交谈了几句。
“美国飞行员说什么？”王若飞问。
“他们说，这一趟回来要先做个全面检修，”秦邦宪说，“他说7号和8号有大量空运任务，这两天他要从重庆到上海跑三个来回。我问他是运输军队或者军用物资吗，他回答说，球，一定是国民党大官们在倒卖物资，这不是第一次了！”
“呀，之前周副主席还推测他们是在做军事调动呢，看来不对！”王若飞说。
“若飞，黄老没有上飞机吗？”叶挺问。
“我舅父啊，他身体没你硬朗，这一趟赶回去太急了，所以就没通知他。”王若飞道。
“是啊，我现在是归心似箭！”叶挺笑道。
C-47缓缓启动，在跑道上滑行几百米后升上天空。
……
延安，东关机场。
下午1点，C-47在西安中转停留，之后起飞。安全起飞的消息用电报通知了延安。从下午2点开始，主席、总司令、任弼时、林伯渠等人，就来到机场，等待飞机出现。秦邦宪的妻子张越霞也带着侄子来到了机场。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中午的时候，盘在东关机场上空的最后一块厚云也消失不见，延安现在晴空万里。
2时40分，C-47的身影出现了远方的天际！
盘旋一周，对准跑道，C-47开始降落。在快停下来的时候，跑道上的一个坑让飞机猛地跳动了一下，所有的人的心突然悬了起来。好在并没有什么意外，飞行员轻摆了一下尾翼，飞机稳稳停住了。
机舱门打开，叶挺第一个走出了舱门。
看见延安机场迎接的人群，叶挺的泪水刹那间涌出了眼眶。
走下舷梯，叶挺以军人的步伐，大步走向人群，在主席和总司令面前“啪”地敬礼。
“我，叶挺，回到革命的队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