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餐桌上的空气粘稠得像没搅开的麦片。阳光斜斜照进来，盘子里煎蛋的焦边都透着一股刻意装出来的平静。
我用叉子戳着蛋黄，眼角的余光扫过对面。
妈妈周慧心坐在那儿，指尖捏着面包片抹黄油。动作依旧利索，可耳根后面那一抹从头发里透出来的、像被蒸汽熏过的红，怎么也藏不住。
她端起牛奶杯凑到唇边，似乎想借喝东西的动作掩饰什么。就在杯沿要触到嘴唇的那零点一秒，我的视线精准地砸在她脸上。
她的动作僵了半拍。
眼神像受惊的鸟雀，飞快地撞了我一下，又倏地弹开。
那里面，羞臊和心虚像水底的淤泥翻涌上来，却又被她强力按下去。
她猛地喝了一大口牛奶，喉头滚动得仓促，杯子放下时发出不轻不重的磕碰声。
“看……看什么？”她清清嗓子，声音有点干，眼神死死钉在盘子里的培根上，假装在专心致志地研究它那恰到好处的焦褐感。
我慢悠悠地收回视线，把戳散的蛋黄抹在面包上，扯开一个算不上笑的笑：“妈，你耳根子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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