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建国听完整个过程，久久不语。第二天清晨，他独自坐在院中槐树下，望着初升的太阳，轻轻哼起一支几十年未唱的勘探队队歌。歌声苍凉悠远，像风穿过山谷。
中午时分，他把笔记本正式移交“记忆之屋”，并在捐赠协议上签下名字。签字那一刻，手微微颤抖，却一笔一划极为用力。
“从今天起，我不再是保密人。”他说，“我是见证者。”
当天傍晚，大宝接到火种计划志愿者密报：广西梧州养老院发现两名陌生男子探查苏建国房间，自称“民政局慰问人员”，但无工作证件。安保人员及时干预，对方迅速撤离。
“他们知道了。”林小满神色凝重，“我们必须马上转移老人。”
大宝沉吟片刻，拨通贵州山区一位支教老师的电话：“请组织孩子们再唱一次《等天亮》，这次加一句新词??‘哥哥回来了’，放在副歌第三遍升调前。”
两天后，新版《等天亮》上线。视频中，上百名儿童齐声高唱，阳光洒在他们脸上。当那句“哥哥回来了”响起时，背景音里隐约夹杂着一段极短的摩斯电码。经解码，内容为：“苏建国安全，坐标变更，执行B预案。”
此举成功迷惑监视者。真正的转移行动在深夜展开，由三位可信老兵护送，经三条不同路线绕行，最终将苏建国安置在河北一座隐蔽山村。
然而，风暴并未停歇。
一周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发布征求意见稿，《民间采编管理条例（草案）》首次亮相。其中第九条规定：“任何个人或组织未经许可采集、传播涉及国家重大历史事件的口述资料，视为扰乱社会秩序行为，最高可处三年有期徒刑。”
舆论哗然。
支持者称“维护历史真实性需要统一口径”，反对者怒斥“这是要让百姓闭嘴”。青年记忆社发动全国百所高校举行“静默朗诵会”??学生们手持蜡烛，轮流朗读普通人的日记片段，全程不发一言，仅以口型表达文字。
短视频平台上，《沉默之声》专辑播放量突破八千万。一位网友留言：“我妈听完《纺车谣》哭了整晚。她说她娘临死都没提过那段日子，现在才知道，原来她一直记得。”
更令人意外的是，多家主流媒体开始悄然转变态度。《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评论文章：“倾听民间记忆，是文化自信的一部分。”新华社旗下公众号转载《等天亮》合唱视频，并配文：“青春与历史的对话，从未如此动人。”
压力之下，条例草案暂缓审议。
而此时，苏婉清底片的数字化修复已完成百分之七十。更多画面浮现：她曾秘密采访十余位饿殍幸存者，录下他们的口述；她拍摄过干部私分救济粮的过程；她甚至冒险潜入县委会档案室，拍下一份标有“非正常死亡统计”的内部报表。
这些影像被剪辑成一部纪录片，暂定名《她看见的光》。首映式定在清明节当日，地点正是云南那所小学的礼堂。
放映那天，天空飘着细雨。村民们自发前来，挤满了教室。当银幕亮起，苏婉清年轻的面容出现在画面中，全场寂静无声。片尾字幕滚动时，一位白发老太太突然站起来，颤声道：“她是为咱们死的……我记得她，最后一顿饭给了我半碗粥。”
全场啜泣。
大宝站在角落，看着这一切，忽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他们以为自己是在打一场仗，可实际上，这场战斗早已超越胜负??它是关于尊严的接力，是灵魂对遗忘的抵抗。
回到北京当晚，他又打开SWQ-1958上传界面。一条新消息静静等待：
>【匿名用户】上传文本《账本》，时长0。3秒。
>附言：我爸是粮站会计。他偷偷记了三年账，每一页都写着谁家领了几斤红薯、谁家孩子饿死了。昨天烧了。这是我凭记忆写的第一个名字：李桂芳，女，七岁，死于1960年正月初九，因腹胀无法进食。
大宝一字一字敲下回复：
>“谢谢你交出这份账本。
>我们会记住李桂芳。
>她不是数字，她是人。”
他点击保存，顺手将这段对话打印出来，放进特藏室第七区的新抽屉，标签写着：“2025?普通人证言集?第一册”。
窗外，春雨又起。
风铃轻响，如同无数细小的声音在低语。大宝走到展柜前，注视那只印着“先进生产者赠”的搪瓷杯。杯中不知何时被人放了一朵干槐花，花瓣蜷缩，却依旧散发着淡淡清香。
他知道，有人来过，也有人正在路上。
第二天清晨，他在门口发现一封信，没有署名，信封上画着一口井，井边站着一个小女孩。打开后，只有短短一行字：
>“我也藏了一个故事，敢听吗？”
信纸背面贴着一枚邮票，图案是1958年的工农兵雕像，发行编号：特字第17号。
大宝握紧信纸，嘴角微微扬起。
他知道，火种仍在燃烧。
只要还有人愿意说出真相，只要还有人愿意倾听，这条巷子就不会沉默。
而南锣鼓巷的青石板下，早已埋下了无数未说完的话??它们正随着脚步震动，缓缓升起，汇入风中，成为这个时代最深沉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