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义并未离开扬州城。
马车驶出府衙便径直向北而行，约莫一刻多钟后停在一处衙门前，这里是漕衙驻扬州监兑厅，主官为通判赵琮，主要负责漕粮征收催缴、漕船调度监管、涉漕案件初查和运河商税稽查。
宋。。。
夜雨初歇，山雾如纱，缠绕着书院的飞檐翘角。阿禾伏在窗边小案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半张写满字的纸。烛火将尽，映得她瘦小的身影投在墙上，像一株初生的禾苗，在风中微微颤动。
李昭披衣踱来，轻轻取过那张纸。上面歪歪扭扭写着：“我要学会写字，把爹娘说的话都记下来。”字迹稚嫩，却一笔一划极认真，仿佛每一横都扛着沉甸甸的思念。他凝视良久，将纸折好，放入怀中贴身收藏，又为她盖上薄毯，动作轻得如同拂去落叶。
次日晨钟未响，书院已悄然苏醒。炊烟袅袅自厨舍升起，扫地声、挑水声、诵读声交织成一片。学生们三五成群，或围坐廊下温书，或执笔临碑摹字。新立的“我在碑”前，有人献上了野花与竹简，上面刻着亲人的名字??那是他们心中最深的牵挂。
李昭步入明心堂时，堂内早已座无虚席。他不再讲经论策，而是取出一只旧木箱，打开后，里面是厚厚一叠泛黄纸页，边缘已被虫蛀蚀，墨迹亦有模糊处。他缓缓道：“这是三十年前，沈砚先生亲手编纂的《百姓言录》残卷。当年被抄没焚毁，仅存此一部，藏于青城山佛塔夹层之中，由僧人以血封缄，代代守护。”
众人屏息。
他翻开一页，轻声念道：
“崇德七年冬，河北饥民易子而食，县令犹征秋税。老翁跪阶求缓，反遭鞭笞。临死前言：‘吾非惜命，只恨不能见儿长大。’”
又翻一页：
“岭南女子林氏，夫亡守节，垦荒三年，官府夺田建驿，不给分文。她携幼女投井，遗书曰：‘我不怕死，只怕孩子将来也无处说话。’”
声音平静，却如刀割人心。
堂中寂静如渊，唯有呼吸起伏。
一名来自西北的少年忽然站起，双目通红：“我父亲便是因上书陈情被流放西域，至今生死不明。这些事……不是过去，是我们还在经历的事！”
李昭点头：“所以我们要重修《百姓言录》，不止记录苦难，更要留下声音。每一个愿意说‘我在’的人，都是这部书的作者。”
话音刚落，刘三快步进来，手中捧着一只信鸽带回的小竹筒。他神色复杂，拆开密信，递予李昭。信中写道：**“北境传来消息，原曹党余孽并未根除，暗中勾结外族，图谋复起。其首脑自称‘正统继承者’，已在边境集结私兵，并散布谣言，称‘影议欲废君立民，天下将乱’。”**
李昭默然良久，将信收入袖中，未当场宣示。课毕后，他召青城山僧、南岭药农、赵铮及几位核心弟子密议于静思阁。窗外松涛阵阵，似天地低语。
“他们惧怕的，从来不是我们举兵造反，而是百姓开口说话。”李昭抚着骨笛，“如今民间已有十万八千个‘我在’署名，每一声‘我在’，都是一盏不灭的心灯。可若无人引导，星火亦可能被风吹散。”
赵铮握剑道：“不如主动出击，派人潜入北境，查明虚实，必要时斩其首脑。”
青城山僧摇头：“杀一人易，断其念难。彼辈之所以能聚众，是因为仍有百姓不信朝廷，也不信我们。若只以武力镇压，不过是换一批人掌权罢了。”
南岭药农沉吟道：“我药谷近日收到数十封求救信，皆言地方官借清查‘影议余党’之名，肆意拘捕异己，甚至强占民田。民心浮动，恐生大变。”
李昭闭目，忽问：“你们还记得海底宫殿中的石碑吗？上面第一句是什么？”
众人齐答：“我说‘我在’，我便在。”
“对。”他睁眼，“我们不是靠权力活着，是靠信念活着。现在，该让这信念落地生根了。”
于是定策四条：
其一，派遣三十名精通律法与民生的高徒，化名游学，分赴各地巡查冤狱，收集民情，编成《新民声录》；
其二，联合各地乡绅、塾师、医者，建立“义学联会”，凡有冤屈者可至义学登记，由专人协助撰写诉状，直送御史台备案；
其三，在边陲要道设立“信义驿站”，由退役老兵与信得过的百姓轮值守护，专司传递紧急文书，确保消息不被截断；
其四，重启“灯传计划”第二阶段：凡持铜牌者，若遇不公，可在夜间点燃白蜡，同时诵读《民本宪纲》第一条，全国范围内所有共鸣铜牌将同步微热，提醒各地影议据点关注。
决策既定，行动迅疾。不出一月，南方三省已有百余村落设立义学，教妇孺识字算账；北方商路沿线，信义驿站如星罗棋布；更有无数普通人悄悄佩戴铜牌，藏于衣襟之内，虽不敢张扬，却已悄然觉醒。
然而风暴亦随之而来。
某夜，江南一座义学突遭大火，三名教师葬身火海，墙上用血写着：“敢言者死！”
数日后，两名前往西北调查赋税暴政的学生，在途中遭遇“山匪”伏击，一人重伤，一人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