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刻后，他宣布：“鉴于当前社会舆情复杂，且涉及多项待查事实，本庭决定延期审理此案，具体开庭时间另行通知。”
人群哗然。
这不是判决，却是实质性的胜利。
走出法院时，阳光竟破云而出，洒在埃米尔脸上。加缪激动地抱住他：“他们退缩了！他们不敢判你有罪！”
马恩只是微笑，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你看，光总会找到缝隙。”
然而，埃米尔的表情却并未轻松。他知道，这只是拖延，而非终结。打压不会停止，只会变换形式。
果然，当晚《法兰西晚报》头版刊出社论标题：《文学不应沦为政治工具》，暗指“某些作家借艺术之名行颠覆之实”，呼吁“加强文艺审查机制”。次日，文化部召开闭门会议，讨论设立“国家文学伦理委员会”，负责审核所有公开出版作品的思想倾向。
更令人不安的是，八月三十一日夜里，加缪主编的《觉醒》杂志办公室遭到纵火，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全部存稿化为灰烬。警方调查称“尚无明确嫌疑人”，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九月三日，埃米尔收到一封匿名信，信纸粗糙，字迹歪斜：
>“你以为赢了吗？
>杜兰进了监狱，你也早晚进去。
>真相不是武器，是祭品。
>而你，已是献祭之人。”
他将信烧在壁炉里，火焰跳跃中映出他平静的脸。
几天后，他在塞纳河边的一家小印刷厂秘密会见了几位地下出版人。这些人来自不同城市，有的曾是教师，有的是退役排字工，他们自发组织了一个“流动印书社”，专门复制被禁的作品，在大学、工厂和乡村悄悄传播。
“《灰烬之下》全本已经排好了。”一位戴眼镜的年轻人递给他一本装订简陋的小册子，“我们在图卢兹、南特、里尔都有分销点。每卖出一本，就把利润分成寄给杜兰的家人。”
埃米尔翻看着那本薄薄的书，纸张粗糙，油墨未干，错别字随处可见。可正是这样的瑕疵，让它显得无比真实，像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思想。
“谢谢你们。”他轻声说，“这不是我的书，是我们的书。”
九月中旬，秋意渐浓。街头巷尾开始流传一首新诗，据说是某位匿名诗人所作，题为《致贝尔纳》：
>你说沉默即是共谋，
>于是你开口，如刀划破夜幕。
>他们恐吓你，监视你，冻结你的账户，
>却忘了语言一旦落地，便生根发芽。
>如今每个清晨，
>都有人在咖啡馆朗读你的句子，
>像传递火种，
>像迎接黎明。
这首诗被抄写在墙壁、电车座椅甚至教堂告示栏上。警方试图清除，却发现越禁越传。
十月五日，瑞士《日内瓦观察家报》发表长篇报道《法兰西的思想围城》，称“欧洲正目睹一场现代焚书运动”，并呼吁国际笔会介入。十天后，十九位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者联署公开信，要求法国政府保障创作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