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将其命名为《人民典》。她在发布会上展示数据库：“你们可以烧掉一本书，但能烧掉八十万颗心的记忆吗？”
舆论哗然。多家媒体跟进报道，公众质问：“谁赋予你们定义什么是‘偏激’的权力？”最终，相关部门低调撤回查封令，并承诺修订出版管理条例。
春分前后，“回声学堂”迎来首次毕业答辩。六名学员通过远程视频提交作品：阿南完成五万字论文初稿；小满创作了一部独幕剧《墙上的耳朵》，讲述被监控下的阅读反抗；阿秀则整理出一套“反诈识字教材”，用真实案例教孩子识别语言陷阱。
评审团由学者、法官、记者组成，但最终评分权重中，幸存者互助小组占百分之四十。
答辩结束时，林昭宣布：“从今往后，每一位‘回声毕业生’都将获得‘护光者’资格，有权在任何社区发起共读会，使用景阳授权教材，并接入‘民声回链’系统。”
掌声响起那一刻，苏禾悄悄按下了录音键。她知道，这声音终将录入新的磁带，送往更远的地方。
夏至前夕，一场暴雨袭击南方数省。洪水冲垮桥梁，村庄断联。景阳紧急启动应急响应，“流动灯台”改道灾区，携带防水手册、急救包与便携式广播器。
在湖南某被围村落，志愿者发现一群老人自发组织“堤上读书会”。每当换岗休息，就有人掏出湿漉漉的《防洪口诀》大声朗读，其他人跟着背诵。一位七十岁的大爷说：“念着念着，就不怕了。”
阿舟听到汇报时正在整理档案。他翻开一本旧札记，找到一页泛黄的记录：
“1943年河南旱灾，逃荒路上，有私塾先生每日教孩童念《论语》，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同行者讥之，先生答：‘世道坏了，人心不能坏。’”
他合上本子，提笔写下新条款：“灾难中的共读权应列为基本生存保障之一。”
这条建议被迅速纳入《基层文化权利保障条例》修订草案。
秋收时节，教育部公布“公民叙事”课程试点成果：全国两千所中小学参与，学生共撰写“民声日记”逾百万篇。其中一篇题为《我爸的工资单》引发关注??小学生核对父亲加班记录后，发现工厂少报工时，随即将日记寄给劳动监察部门。经查实，企业被责令补发二十万元欠薪。
家长送来锦旗：“谢谢老师教会孩子认字，更教会他认理。”
而在甘肃通渭，那位送陶片的老农病逝。临终前，他让儿子把陈九娘的照片供在堂屋，每日读一段书。葬礼上，全村人轮流朗读《灯火集》选篇，声浪穿越黄土沟壑，惊起一群飞鸟。
林昭得知消息时，正带队考察西部数字鸿沟问题。她在日记中写道：“有些人死了，却开始说话；有些人活着，却早已失声。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帮前者发声，让后者找回喉咙。”
冬月将至，“守夜”活动筹备进入最后阶段。今年主题定为“每一句话都算数”。组委会决定打破往年统一标语形式，改为各地自主表达，只要求内容真实、源自民间。
内蒙古牧民写：“草场不该被圈，话也不该。”
贵州苗寨绣出口传古歌：“祖先的名字，要用自己的舌头唤醒。”
深圳打工者贴出车间墙报：“我们造手机，也该会写诗。”
阿舟带着团队巡检各地灯阵布置。途经一处废弃车站，见几个流浪儿童围着一盏煤油灯读书。走近才发现，他们读的竟是《民声札记》复印本。
“谁给你们的？”他问。
最大那个男孩抬头：“一个姐姐，她说只要肯读，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阿舟蹲下身，从包里取出三枚灯形徽章，郑重别在他们胸前。“现在，你们也是护光者了。”
回程途中，苏禾接到电话：国际记忆遗产大会邀请《人民典》申报“全球共读文献”。对方评价：“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普通人集体书写的知识抗争史。”
她挂掉电话，望向窗外。暮色中，“流动灯台”的灯光如星点般散落在群山之间。
“你说，”她轻声问，“陈九娘要是看见今天，会不会笑？”
阿舟握紧方向盘，目视前方：“她会说??还不够，还得再往前走一步。”
车轮碾过积雪，留下两道深深的辙痕，如同文字刻入大地的印记。
那一夜，全国十万盏灯笼再次点亮。没有统一口号，没有宏大叙事，只有无数细碎而坚定的声音，在风中轻轻摇曳：
“我在这里。”
“我说了。”
“我在听。”
而在景阳书院的老樟木匣中，又多了一封信。信封未署名，里面只有一张小学生作业纸，字迹稚嫩却用力：
“老师，我昨天替隔壁奶奶念了补助申请书，工作人员当场盖了章。她说我念得比村干部清楚。我现在相信，灰烬真的能长出新字。”
阿舟将它夹进《孟子》残片旁，轻轻合上匣盖。
铜铃轻响，风穿回廊，仿佛千万人在低语：
“接着说。”
“别停下。”
“我们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