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写诗，有时候写散文。他有时也会写，但更多时候不写。”
于是，安思雨的作品风格多变，偏差极大。
“他发表过诗吗？”迟雪问。
“他写过。”安琳抿一口咖啡，“他的诗很好认，比我的写得好。”
事实上，妻子作的诗歌，比丈夫的更加出名，在唯美清秀的铅字间，一两首诡异有力的诗篇，只会让人感到震撼，接着便再无后话。
“他也给我写了很多情诗，那个，分不清。”安琳微微弯唇角。
“可为什么，你们后来离婚了呢？”迟雪问。
安琳的手指在咖啡边逗留，她望着里面的液体，倒映着天花板的灯。
“我们的孩子去世了。他想离开，把所有都留给了我。”
见到迟雪厚厚的笔记本，安琳猜想，她一定了解很多了。她不禁回忆，也想到很多。
迟雪看着笔记本说：“他的档案里写到，你们是在他二十五岁那年结婚的，你的工作是有寂司的秘书部。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安琳微笑，灯照到她脸上的皱纹，缓缓道：“我们是在监狱里认识的，我那时候刚毕业，在里面做了个文员。”
文员虽然工作简单，但是稳定，她考进去才三个月。
那个晚上，她第一次路过，抱着文件，只看了他一眼，眼泪就哗哗下流。
“没过多久，我怀了他的孩子。”
没有任何的解释，这个看上去青涩的、刚出茅庐的毕业生，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与一个阴暗的死囚发生关系，任何人都无法理解这一个叛经离道的选择。
“他主动要求，想出来了。我们就出来了，他住在我家，我辞掉了那份安稳的工作。”
他窝在房间里，模仿着那个阴潮的环境，久久不能适应自由。安琳独自找了份会计的工作，直到快要临产，他突然开始写东西。
儿子出生后，他们领了证，尺言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突然诞生的书籍为这个荒谬组成的家庭带来了经济收入。
有车有房，有孩子，他不再像从前。
“他和我说，他以前喜欢吃蛋糕，现在却一点都不碰了。他也总是会失眠，会做噩梦。他说他以前不做梦的。这样过了六年，我们都没觉得什么不对劲，日子太安稳了。”
安琳的眼里的光亮，微微垂落，“突然有一天，他和我说，‘你是不是在监听我’。”
他们的孩子都快六岁了，准备上小学了，他的丈夫却突然无助地问自己，安琳感受到他很害怕，他在颤抖。
“他开始吃药，后面好了一点，但还是有症状。”她缓缓道来，“他那时候，有点像以前。”
尺言一直在克制自己，他清晰地知道，那些是幻觉，是假的，对比与自己的臆想，他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妻子。
可臆想折磨着他，这份迟来的诅咒，降临在他幸福的阶段。他起初，并不在意。
“我能感受到，那段时候他想走了，孩子牵着我们，他很喜欢孩子，他将他弟弟带大。”
迟雪点点头。
安琳拿起咖啡杯，“后面，孩子车祸去世了，他就走了。”
讲述完，咖啡已经快凝固。
迟雪听到这番经历后，垂眼。
同父异母的哥哥因车祸去世，她不由得想起每次走路时，郭雨生都紧紧拉自己的手。她记录着，像是在看一场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