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份条约，则被称之为《南汉山城条约》、《丁丑条约》。
至此，自诩为“小中华”的朝鲜，正式脱离了两百余年的明朝藩属体系，沦为了大清的藩属国。
丙子胡乱和《南汉山城条约》对朝鲜的影响是深远且致命的。
政治上，朝鲜被迫屈从于清朝，权威受损，陷入了长达两百多年的屈辱期。
经济上，巨额的岁贡成为朝鲜人的沉重负担，严重损耗了国力。
军事上，不得修筑城防的条款使其门户洞开，国防完全依赖于大清。
更重要的是，朝鲜与明朝的传统纽带被强行割裂，其文化上的“尊明攘夷”思想被彻底打断，从而形成了长期的内在矛盾和痛苦。
而对于大明而言，朝鲜的改藩易主，同样也是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三重打击。
从政治上看，大明“天朝上国”的宗藩体系彻底崩塌，国际声望一落千丈。
大明以“宗藩制度”构建东亚国际秩序，朝鲜则是明朝最核心、最忠诚的藩属国。
自洪武年间确立宗藩关系以来，朝鲜始终“事明唯谨”，定期朝贡、使用明朝年号、尊明朝为“正统”，是明朝宗藩体系的标杆。
而朝鲜对大明的忠诚，则是大明天命所归的重要证明。
周边的如琉球、安南等，均以朝鲜为范本，认可大明的“天朝上国”地位。
如今，朝鲜改藩易主，等于向全东亚宣告了明朝天命已失的消息。
此后，琉球、安南虽未立即改藩，但对明朝的朝贡频次大幅减少，甚至还暗中与清朝接触。
大明的宗主权威，名存实亡。
而大明内部，更是乱了起来。
明朝的士大夫阶层，长期将朝鲜视为文化盟友，朝鲜的改藩，则让明朝官员、文人产生了“唇亡齿寒”的绝望感。
如翰林院编修杨廷麟，就曾在奏疏中痛陈道：
“朝鲜，我之藩篱也，今藩篱破，而天下人心摇矣！”
这种“正统崩塌”的焦虑，进一步加剧了明朝内部的党争与官员的离心。
从经济上看，辽东守军的粮食、部分依赖从朝鲜经海运输入，而战马则多从朝鲜采购。
朝鲜改藩后，清朝严禁朝鲜与明朝贸易，辽东守军只能完全依赖内地，转运粮食。
而明末时期，大明与朝鲜的海上贸易十分活跃，比如山东登州与朝鲜釜山的贡市。
明朝从中收取的关税，是地方财政的重要补充。
朝鲜改藩后，明朝也失去了这部分关税收入，进一步加剧了地方财政崩溃。
对此，山东巡抚就曾奏报“登州关税岁减十万两，军饷无措”。
从军事上看，明朝则是失去了东北侧翼屏障，陷入了两线作战的境地。
此前后金攻打明朝时，始终会担心朝鲜联合东江镇，袭扰后方。
而经此一战，皇太极彻底解除了后顾之忧，能够集中全力对付大明。
大明皮岛等海外据点变得岌岌可危，来自朝鲜的粮食、兵员等潜在支持也被切断。
辽东战线压力陡增，整个帝国的东部沿海乃至京畿地区，都直接暴露在了清军的兵锋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