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投放足够的货币到市场中去，以恢复正常的秩序，杨继盛、蔡国熙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有朝廷出面，调运大量的银钱投放到市场当中，这是缓解钱荒的最好办法，这些豪商、地主、钱庄票号手中的银子也有限的，说白了就是直接的硬碰硬，利用朝廷所掌握的资源和这些豪商们硬碰硬。
这确实是个办法，对于朝廷来说，毕竟朝廷的实力还是远远强于这些豪商们的，朝廷只有能够一直向市场上投放货币，总会将钱荒缓解的，这倒并不失为一个办法，但是见效太慢，有些远水不解近渴，对于朝廷来说，铸造货币是需要时间的，而现在朝廷最缺乏的就是时间。
张四维认为，现在东南的钱荒有很大的人为成分在其中，实际上是大量的银钱和制钱都被这些豪商囤积起来，人为的制造了钱荒，所以朝廷投放银钱和制钱只是缓解钱荒的一个辅助手段，更重要的是逼迫这些商人们将他们手中的银钱投放到市场中，同时不再将市面上的货币吸收进钱庄票号之中。
所以张四维认为，要以打击这些和朝廷新政作对的豪商作为主要的手段，这也是之前张四维在京师和朱载坖、张居正商量好了的，这次东南的这些豪商的行为，已经严重触及了张居正的底线，张居正认为必须要严惩这些豪商，树立张居正这个辅的权威，让他们清楚，张居正不是李春芳这样的好好先生，而是一位铁腕辅。
所以张居正是要求张四维以铁腕手段对付这些人，张四维要求杨继盛和蔡国熙严令这些钱庄票号不得囤积居奇，要按照朝廷少府和户部所规定的官价向百姓兑换银钱，凡是私自加价的，官府要予以严厉惩罚，同时张四维也安抚杨继盛、蔡国熙，朝廷已经准备在上海设立少府监分司和铸币厂，就近铸造银钱，以缓解东南的钱荒。
安抚了杨继盛和蔡国熙之后，张四维和杨俊民两人开始商量起来应该怎么处理此事，对于怎么处理东南的钱荒，其实他们两人早就商量过多次，和张居正、朱载坖想要扫除这些朝廷新政的障碍不同，张四维、杨俊民则是更多的考虑晋党的利益问题。
随着朝廷开海之后，东南海商的实力急剧膨胀，海上贸易的巨额利润是这些晋商所无法比拟的，他们积累资本的度远远赶不上这些东南的海商，虽然晋商也试图从事海商贸易，但是这个行当从来不是晋商的长处，海商的主力是南直、浙江、福建、两广的商人，就算晋商想强行参与进去，没有长时间的经验积累，晋商们想在这个蛋糕中分一杯羹是不可能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南商人的实力会越来越强，晋商和东南商人的实力差距会越来越大，这是张四维、杨俊民等人所忧心忡忡的，而这次的钱荒恰好给了张四维和杨俊民一个机会，他们很清楚，在海上贸易这上面，晋商实在是难以和东南的这些海商、豪商想竞争的，他们拥有庞大的船队和很多老练的水手，这些都是晋商们短时间内所无法越的。
所以张四维和杨俊民商议之后，认为应该扬长避短，不要去和东南商帮竞争海上贸易，而是要争夺钱庄票号的主导权，对于这门生意，晋商可谓是驾轻就熟，拥有丰富的经验，也有一套成熟的经营方式，但是他们也很清楚，对于经营钱庄票号，最重要的就是资本，要拥有雄厚的资本，才能够在钱庄票号这门生意中纵横捭阖，否则的话，挤兑等各种风险足够让一家票号瞬间崩溃。
而在这方面，晋商恰恰是短板，因为东南商人们不仅仅在海上贸易中占有绝对优势，更是凭借着对海上贸易的掌握获取了大量的白银，拥有大量白银的东南商人自然是资本雄厚，使得晋商们极为被动，而东南的钱荒使得张四维、杨俊民看到了契机，若是能够通过解决东南的钱荒，一举打击东南商人的钱庄票号，同时和朝廷的少府等衙门建立起紧密的关系，利用朝廷的政治权力帮助晋商获取在钱庄、票号行业上的优势，对于晋商来说将会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杨俊民很清楚，之前晋商一直就想将自己的钱庄、票号开办到东南，因为这里是大明经济最达的地区，大量的银钱流动、银两和银钱之间的兑换，还有放贷等业务，都是有巨额利润的，他们早就觊觎已久了，对于晋商们来说，这是难得的机会。
在从京师到南京的路上，张四维、杨俊民已经就此事商量了多次，同时和一众晋商大佬们也书信沟通了此事，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要帮助朝廷解决东南的钱荒问题，到底需要调动多少的银钱，这么大一笔资金的调度，可不是一个小事，需要时间的，所以张四维和杨俊民没有一上来就对东南的钱荒问题大动干戈，而是采取相对保守的办法解决此事。
而张四维则是坐镇南京，要求浙直等地的州县官府调查本地钱荒情况、物价情况，向督师行辕汇报，而杨俊民则是亲赴淮安，到两淮盐政衙门查看两淮盐政的情况，同时监督新设立的大明通商贸易银行接管盐税征缴和盐政衙门现在所积存的盐税移交的事务。
对于张四维、杨俊民来说，现在能够指望的到的，主要就是盐政、和钞关两处的银钱，所以杨俊民对于此事是很重视的，命令从海关官银号抽调精干人员，到淮安负责接收盐政衙门的银库，同时加以盘查，搞清楚现在可以动支的银钱、制钱的数量。
同时的操作也在各钞关衙门进行，杨俊民要求各地迅统计能够动支的银钱数量，随时准备动支起运京师。
而张四维则是向朱载坖上疏，陈述自己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