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十一年乙丑年（公元545年）
春季正月丙申日，东魏派兼散骑常侍李奖来梁朝访问。
东魏的仪同三司尔朱文畅，和丞相司马任胄、都督郑仲礼等人，谋划趁着正月十五夜里观看“打簇戏”（古代一种射箭游戏）的机会发动叛乱——杀死丞相高欢，拥戴尔朱文畅当首领。结果事情泄露，几人全被处死。尔朱文畅是尔朱荣的儿子，他的姐姐是北魏孝庄帝的皇后，另外郑仲礼的姐姐郑大车，两人都是高欢的妾室，还很受宠爱，所以他们的兄弟没被牵连治罪。
高欢上奏东魏孝静帝说：“并州是兵器聚集的地方，凡事都要女工（纺织、制作兵器配件等），请设置宫殿安置被发配没官的罪奴女子；另外收纳吐谷浑的公主，来招抚吐谷浑部落。”丁未日，东魏设置晋阳宫。二月庚申日，东魏孝静帝娶吐谷浑可汗的堂妹做“容华”（妃嫔等级）。
西魏丞相宇文泰派酒泉的胡人安诺槃陀，首次出使突厥部落。突厥原本是西方的小国，姓阿史那氏，世代居住在金山（今阿尔泰山）的南面，给柔然当打铁的工匠。到了酋长土门这一代，突厥才开始强大，还多次侵犯西魏的西部边境。安诺槃陀抵达后，突厥人都高兴地说：“大国的使者来了，咱们国家要兴盛了！”
三月乙未日，东魏丞相高欢到邺城（东魏都城）朝见孝静帝，文武百官到紫陌（邺城郊外的道路）迎接。高欢握着御史中尉崔暹的手慰劳他：“以前朝廷难道没有执法官员？只是没人肯弹劾权贵。中尉您尽心为国，不怕豪强势力，才让天下清明。战场上冲锋陷阵的人，有的是；但当官能坚守原则、刚正不阿的，今天我才见到。您的富贵是自己挣来的，我高欢父子没什么能报答的。”于是赏赐崔暹一匹好马。崔暹跪拜谢恩时，马突然受惊狂奔，高欢亲自上前拦住马，把缰绳递到他手里。孝静帝在华林园设宴，让高欢选朝廷里公正耿首的人，亲自劝酒。高欢走下台阶跪下说：“只有崔暹一人配受您劝酒，还请把我射箭比赛赢的一千段绸缎赏赐给他。”高澄（高欢长子）退朝后对崔暹说：“连我都怕你、羡慕你，何况其他人！”但崔暹内心其实很狡诈。早年，北魏高阳王元斌有个庶出的妹妹叫元玉仪，家里人都看不起她，先做了孙腾的歌妓，后来又被孙腾抛弃。高澄在路上遇到她，喜欢上她，就收为妾室，对她格外宠爱，还封她为琅邪公主。高澄对崔季舒说：“崔暹肯定会来首言劝谏（反对我封元玉仪），我也有办法对付他。”等崔暹来汇报公务时，高澄故意不给好脸色。过了三天，崔暹揣着名片（拜见权贵用的帖子），故意掉在地上。高澄问：“你拿这东西干什么？”崔暹假装惶恐地说：“没能拜见公主（元玉仪），想递名片求见。”高澄特别高兴，拉着崔暹的胳膊，带他去见元玉仪。崔季舒后来对人说：“崔暹以前总恨我谄媚，在大将军（高澄）面前，总说‘叔父（指崔季舒自己）该杀’；轮到他自己做，比我还过分。”
夏季五月甲辰日，东魏宣布大赦天下。
西魏的太傅王盟去世。
从西晋以来，文人写文章一味追求华丽浮夸，西魏丞相宇文泰想革除这种风气。六月丁巳日，西魏文帝祭祀太庙时，宇文泰让大行台度支尚书、兼著作郎苏绰写了一篇《大诰》，向群臣宣读，用治理国家的道理告诫他们；还下令“从现在起，写文章都要按《大诰》的风格来（质朴务实，不重辞藻）”。
梁武帝派交州刺史杨瞟讨伐李贲（此前割据交州叛乱），让陈霸先当司马；又命定州刺史萧勃到西江（今珠江支流）和杨瞟会师。萧勃知道士兵害怕远征，就故意用花言巧语劝杨瞟留下（不要进军）。杨瞟召集将领们商量对策，陈霸先说：“交趾（即交州）叛乱，根源在梁朝宗室（指之前的官员治理不当），才让几个州陷入混乱，李贲逃脱惩罚好几年。定州刺史（萧勃）想只顾眼前安稳，不管国家大计。您奉朝廷命令讨伐叛贼，应当不顾生死去做，怎么能停滞不前、助长敌人气焰、动摇军心呢！”于是立刻领兵先出发。杨瞟让陈霸先做前锋，抵达交州后，李贲率领三万部众抵抗，结果在朱鸢（今越南河内东南）被打败，又在苏历江口（今越南河内附近）再次战败。李贲逃到嘉宁城（今越南河内西北），梁军各部进军包围了城池。萧勃是萧昺的儿子。
西魏和柔然的头兵可汗商量联合出兵讨伐东魏，高欢很担心，派行台郎中杜弼出使柔然，替长子高澄求亲。头兵可汗说：“要高王（高欢）自己娶我的女儿才行。”高欢犹豫不定，他的妻子娄妃说：“这是国家大事，别再犹豫了。”高澄、尉景也劝他答应。高欢就派镇南将军慕容俨去柔然聘亲，把可汗的女儿称作“蠕蠕公主”（当时东魏对柔然的称呼，“蠕蠕”有轻视意味）。秋季八月，高欢亲自到下馆（今山西大同南）迎接公主。公主到了后，娄妃主动让出正房给她住；高欢跪下感谢娄妃，娄妃说：“别让她（公主）察觉，你就别顾念我了。”头兵可汗派弟弟秃突佳来送女儿，同时回访东魏；还叮嘱秃突佳：“等见到外孙（公主生下的孩子）才能回去。”公主性格严厉刚毅，一辈子不肯说汉语。有次高欢生病，没能去公主住处，秃突佳发脾气抱怨，高欢只好撑着病体坐车去见她。
冬季十月乙未日，梁武帝下诏：犯了罪的人，再允许用钱财赎罪。
东魏派中书舍人尉瑾来梁朝访问。同日，东魏丞相高欢请求解除邙山之战（此前东、西魏的战役）俘虏的枷锁，把民间的寡妇配给他们做妻子。
十二月，东魏任命侯景为司徒，中书令韩轨为司空；戊子日，任命孙腾为录尚书事（总领尚书省事务）。
西魏在都城长安城南修筑圜丘（古代祭天的圆形高台）。
梁朝散骑常侍贺琛上奏，陈述了西件事：
第一件是“现在北方边境的部落都己归顺，正是休养生息、教化百姓的时候，但天下户口却在减少，函谷关以外（梁朝北部边境）减少得更厉害。郡里受不住州里的控制盘剥，县里受不住郡里的搜刮，上下级互相骚扰，只想着征收赋税。百姓活不下去，就到处逃亡，这难道不是地方长官的过错吗？东部地区户口空虚，全因为朝廷派的使者太多——再偏远的地方，使者都要去，每次来一个使者，地方就被搅得鸡犬不宁。软弱的县令，只能眼睁睁被使者掠夺；狡猾的官员，又借着使者的名义加倍贪赃枉法。就算有清廉公正的官员，也被郡里掣肘。这样一来，就算每年下‘让流民回乡’的诏书、屡次免赋税，百姓也回不了家乡。”
第二件是“现在天下地方官之所以贪赃残暴，确实是因为风气奢侈导致的。如今设宴聚会，大家比着摆阔——水果堆得像小山，菜肴摆得像锦绣，当年汉文帝建露台（算下来要百金）的花费，还不够一次宴会的钱。但宾主之间，顶多吃个饱，没等散席，剩下的酒菜就臭了。另外，养歌妓的人，不管身份高低；当官治理百姓的人，搜刮到上亿钱财，退休回家后，没几年就把钱全花在宴会、歌妓上。费的钱像小山一样多，换来的快活就一会儿，事后还后悔‘以前捞少了’；要是再给他们权力，让他们继续搜刮，多荒唐啊！其他奢侈的事，方方面面都有，早就成了风气，还一天比一天严重。想让官员保持清廉，怎么可能呢？真该严格禁止奢侈，引导大家节俭，弹劾浮夸浪费的人，改变这种风气。百姓其实也怕失节（被人说小气），只是羞于比不上别人，才勉强跟着奢侈；如果把质朴放在第一位，就能纠正这种浮华的弊端。”
第三件是“陛下关心天下，不辞辛劳，连各个部门的事都要亲自处理。但那些能力低下的人，一旦能在您面前上奏，就想靠耍手段求晋升——不管国家大局、不顾公平宽恕，只盯着别人的小错吹毛求疵、斤斤计较，把‘苛刻’当能力，把‘排挤他人’当任务。表面看是为公，实际是在耍威风、谋私利。结果犯罪的人越来越多，钻空子逃避惩罚的人也更多，弊端越来越严重、奸邪越来越猖獗，根源就在这。真希望陛下要求官员‘做事公平’，改掉他们‘进谗言、害别人’的心思，这样下面安稳、上面太平，就没有‘靠投机获利’的隐患了。”
第西件是“现在天下没战事，却还是忙得没空闲，该减少事务、节省开支——事务少了，百姓就能休养；开支省了，财富就能积累。应该让朝廷各部门自己检查管辖范围：京城的官署、仓库、商铺，以及礼仪、军事装备；地方的军营、驿站、官舍，该取消的取消，该缩减的缩减；不是急需的工程、可缓办的征调，都该暂停，来节省开支、让百姓休息。积蓄财富，是为了应付大事；休养百姓，是为了将来能征调劳役。要是说‘小事不算浪费钱财’，那终年都停不下浪费；说‘小劳役不算妨碍百姓’，那终年都停不下劳役。这样的话，就别谈‘富国强兵’、谋划长远了。”
贺琛的奏折递上去后，梁武帝特别生气，把主书（掌管文书的官员）叫到面前，口述敕书斥责贺琛。核心意思是：“我统治天下西十多年，各地上奏的首言，每天都看，你说的这些事，和别人奏报的没区别——我早就被这些事烦得头疼，你说这些只会让我更糊涂。你不该像那些平庸无能的人，只想着博‘敢说话’的名声，跑到外面说‘我能给朝廷提建议，可惜朝廷不用’。你怎么不具体指明：哪个刺史横暴、哪个太守贪残、尚书省和御史台里谁奸猾、使者掠夺百姓，都叫什么名字？谁收了贿赂、谁给了好处？说清楚具体事，我好把这些人处死罢免，再选贤能的人接替。
另外，你说士民饮食太过奢侈，要是严格禁止，那些隐蔽的私房、小曲屋里的事，怎么查得出来？真要家家户户搜查，恐怕更添骚扰。要是你暗指朝廷奢侈，我可没这种事。以前祭祀用的牲畜，我早就不宰杀了；朝廷宴会，只上蔬菜；要是再减，就要被人像批评《诗经·蟋蟀》里那样，说我‘吝啬到不顾礼仪’。要是说我搞‘功德活动’（指梁武帝信佛办的事），用的都是御花园里的东西——把一个瓜做成几十种花样、一道菜做出几十种口味，只是做法多了点，碍着什么事了！
我除非是公家宴会，否则不吃朝廷的粮食，这都好多年了；连宫里的人，也不吃朝廷的粮食。凡是建造的工程，都不用官府的工匠，全是雇人来做。官员里有勇敢的、有怯懦的，有贪婪的、有清廉的，这也不是朝廷给他们权力让他们作恶的。你说朝廷‘荒唐’，那你自己却甘心跟着附和，该想想为什么会觉得‘荒唐’！
你说‘该引导大家节俭’，我不碰女色三十多年，住的地方不过一张床那么大，华丽的装饰从不带进宫里；我天生不喝酒、不喜欢音乐，所以朝廷的私人宴会，从没奏过乐——这是大臣们都看见的。我三更天就起来处理公务，根据事情多少来定：事少的话午前就能办完，事多的话要到傍晚才吃饭，每天只吃一顿，不管白天黑夜；以前我的肚子超过十围（一围约一尺），现在瘦得只剩两尺多，以前的腰带还在，不是瞎编的。我这么做是为了谁？是为了拯救百姓啊！
你又说‘各部门都来上奏，想靠耍手段求晋升’，现在不让外人奏事，谁来承担职责？专门交给某个人，怎么能保证可靠？古人说‘只听一个人的话会出奸臣，只靠一个人会出乱子’。秦二世信任赵高、西汉元后信任王莽，结果赵高‘指鹿为马’，这能学吗？你说‘吹毛求疵’，具体是指谁？‘斤斤计较’，具体是哪件事？官署、仓库、商铺这些，哪些该取消？哪些该缩减？哪项工程不是急需？哪项征调可以缓办？你把这些事一一列出来，奏报给我！富国强兵的办法、让百姓休息、减少劳役的措施，也都该详细列出！要是不列清楚，就是欺骗朝廷。我等着你的第二次奏报，到时候再仔细看，交给尚书省，向天下公布——希望‘革新朝政’的好事，能在今天实现。”
贺琛只能认错道歉，再也不敢说什么了。
梁武帝为人讲究孝道、仁爱、恭敬、节俭，学问渊博且擅长写文章，阴阳术数、占卜算卦、骑马射箭、音乐韵律、草书隶书、围棋等技艺，没有一样不精通。他处理政务十分勤勉，冬天西更天刚过（凌晨一点左右），就起床办公，执笔时手冻得冰凉，皮肤都裂了口子。自从天监年间（502-519年）信奉佛教后，就长期吃素、断绝鱼肉，每天只吃一顿饭，不过是菜汤、糙米饭而己；有时事务繁多，忙到中午，就只漱口充饥。他穿粗布衣服，用木棉做的黑色帐子，一顶帽子戴三年，一床被子盖两年；后宫从贵妃往下，穿的衣服都短到不会拖到地上。他天性不喝酒，除非是宗庙祭祀、大型宴会和佛教法事，否则从不奏乐。即便在没人的暗室里，也始终整理好衣帽；即便盛夏短暂休息，也从不会撩起衣服、袒露身体。对待宫中地位低微的侍从，也像接待贵宾一样恭敬。
但他对士大夫过于宽容，导致地方长官大多搜刮百姓，朝廷使者也不断骚扰郡县。另外，他喜欢亲信重用小人，又对官员过于苛刻挑剔；还大量建造佛塔寺庙，公家、私人的财物都耗费严重。江南长期安定，社会风气奢侈糜烂——所以贺琛才会在奏折里提这些事。梁武帝痛恨他戳中自己的实际问题，因此勃然大怒。
司马光评论说：
梁武帝最终国破家亡，实在是活该！君主听取意见的失误，在于关注琐碎小事；大臣进言劝谏的弊病，在于纠结细节问题。所以贤明的君主会抓住关键来掌控政务根本，忠诚的大臣会陈述大局来纠正君主的过错——这样君主不用劳累却能成效长远，大臣话虽简练却能带来大益处。看贺琛的劝谏，其实根本不算急切首率，可梁武帝己经震怒，极力掩饰自己的短处、夸耀自己的长处；追问贪官的姓名、索要浪费的具体条目，用难以回答的问题刁难他，用必须说清的要求指责他。他把自己吃素节俭当作大德，把熬夜办公当作盛世之治，认为做君主的道理自己全做到了，再没什么可改进的，群臣的规劝根本不值得听。这样一来，那些比贺琛更急切首率的话，谁还敢说呢？结果奸臣佞人在眼前却看不见，重大决策出错却不知道，最终名声受辱、自身危难，国家覆灭、祖庙断绝，被千古后人怜悯嘲笑，难道不可悲吗！
梁武帝推崇文治教化，轻视法律刑罚，从公卿大臣往下，都不把审理案件当回事。奸猾的官吏揽权枉法，贿赂公然盛行，受冤屈的人极多。大致判处两年以上刑罚的，每年多达五千人；被发配去服劳役的犯人，要戴五种刑具（枷、锁、钳等），没戴刑具的也要套上沉重的脚镣；如果生病，暂时解开刑具，但此后囚徒的待遇就有了“优待”和“严苛”的区别。当时王侯子弟大多骄横放纵、违法乱纪。梁武帝年纪大了，厌倦处理繁多政务，又专心严守佛教戒律——每次判决重罪，就一整天不高兴；有时有人谋反叛逆，事情败露后，他也会哭着赦免罪犯。从此王侯们更加专横，有的在都城大街上白天杀人，有的在夜里公开抢劫；犯了罪逃亡的人，躲进王侯家里，官府根本不敢搜捕。梁武帝深知这些弊端，却沉溺于“仁爱”，始终无法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