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交谈渐深，话题很快聚焦于即将到来的庭审??九月一日，巴黎刑事法院将正式审理“《灰烬之下》涉嫌煽动叛乱案”。此案名义上针对的是书籍内容是否构成对国家权威的侮辱，实则牵涉整个新兴文学阵营的生存空间。
“他们想杀鸡儆猴。”马恩缓缓说道，“选你开刀，是因为你既有名气，又有锋芒。若能让你认罪道歉，其他人自然噤若寒蝉。”
“我不会低头。”埃米尔语气坚定，“这部小说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真实。如果说真实有罪，那我甘愿受罚。”
马恩凝视着他，良久才点头：“很好。那么我们就不能只靠一支笔战斗了。”
接下来几天，一场秘密行动悄然展开。在马恩的联络下，一批旅居欧洲的英、德、比籍作家陆续发来公开信，声援埃米尔及法国言论自由。瑞士《日内瓦观察家报》率先全文转载《灰烬之下》节选，并配发评论称：“这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遗产，不应被任何政权禁锢。”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群诗人甚至发起“一人一字”活动，每人抄写小说中的一句话，拼成一幅长达百米的手稿长卷，准备送往巴黎展出。
而在国内，形势却愈发紧张。八月十二日，文化部长在议会发言中明确表示：“国家有权保护青少年免受有毒思想侵蚀。”次日，巴黎警方突袭三家独立出版社，查封大量所谓“未经审核出版物”，其中包括加缪主编的《觉醒》杂志最新一期。
与此同时，埃米尔发现自己的银行账户被冻结，房东收到匿名通知要求终止租赁合同。甚至连他常去的图书馆也开始限制其查阅资料权限。种种打压手段接踵而至，意图昭然：让他孤立无援，自行退场。
然而，就在众人以为风暴即将压垮这位孤勇者之时，一件意外之事改变了局势。
八月十八日凌晨，一封署名为“前第三军团军需官亨利?杜兰”的信件寄到了《时代报》编辑部。信中详细列举了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法军高层如何虚报军饷、倒卖军粮、致使前线士兵饿死者逾两千人的内幕，并附有多份原始账册复印件。最关键的是，信末写道：“这些罪行从未追责，反而让相关官员步步高升。今日他们欲以法律之名压制真相，不过是延续当年的遮羞之举。”
这封信如同一颗炸弹引爆舆论。短短两天内，全国数十家报纸跟进报道，老兵协会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彻查，就连一向温和的《巴黎晚报》也发表社论呼吁“历史不容掩盖”。
而最令人震惊的是，杜兰本人于八月二十日在里昂火车站自首，面对记者提问只说了一句：“我只是不想再做共犯。”
案件迅速升级为政治丑闻，原本一心要办埃米尔的司法部门顿时陷入被动。公众注意力全面转移，从“小说是否违法”变成了“政府是否曾犯战争罪”。内阁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原定用于起诉埃米尔的资源被迫抽调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信任危机。
八月二十三日傍晚，埃米尔与马恩并肩站在塞纳河左岸的一座桥上，望着夕阳余晖洒在水面。
“你没想到吧？”马恩轻笑，“有时候，正义并非来自精心策划的斗争，而是源于某个普通人终于鼓起勇气说了真话。”
“但我欠杜兰先生一句谢谢。”埃米尔低声说，“他用自己的自由，换来了我说话的权利。”
“不。”马恩摇头，“你并不欠他。你们彼此成就。这才是真正的团结??不是命令，不是联盟，而是无数个体在不同地方，同时选择不再沉默。”
几天后，官方宣布暂缓对《灰烬之下》一案的审理，理由是“需重新评估社会影响”。虽未明言撤诉，但所有人都明白：这场战役，他们赢了第一回合。
然而，埃米尔清楚，这只是开始。
八月二十九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他们以为恐惧足以让人屈服，却忘了思想一旦点燃，便无法靠禁令熄灭。我写下这些文字，并非为了胜利，而是为了让未来的孩子们知道，曾经有人宁愿坐牢，也不愿说谎。
>九月一日，我会准时出现在法庭。我不求无罪释放，只求让法官听见一句话：
>??真正的秩序，始于对真理的尊重，而非对异议的镇压。”
夜深了，台灯下的纸页泛着微黄的光。窗外，秋风渐起，卷起几片早落的梧桐叶。远处钟楼传来午夜的报时，一声，两声……直至十二下。
埃米尔合上日记，吹熄灯火。
黑暗中，唯有心跳清晰可闻，像一面战鼓，缓慢而坚定地敲响在这座城市的胸膛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