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天早上，刚刚七点半，大宝就接到了谢部长的电话，在电话里谢部长暴跳如雷，蒋大宝仅有的一丝困意都给骂飞了。
“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在家呆几天？刚回来就惹事儿，政务院张副总的儿子，鼻骨骨折，面骨骨折，手指骨折，小腿骨折，整骨医院的大夫看见了都很惊讶，
还带着学生们一起参观，一个人身上有这么多处骨折，可实在是不容易遇到，秦大宝啊秦大宝，你究竟想干什么？是想跟你那位宝贝徒弟学习吗？
还有，你掺和工业部审查组。。。。。。
清晨的雾气尚未散尽，南锣鼓巷的青石板路还泛着湿漉漉的光。大宝站在“记忆之屋”门前，手里握着那张从云南寄来的照片，目光久久停在黑板上那一行粉笔字：“今天我们来讲??什么是真实？”他轻轻摩挲着相纸边缘，仿佛能听见远方教室里孩子们清脆的回答声。
林小满匆匆赶来，肩上背着帆布包，脸上带着熬夜后的疲惫，却掩不住眼中的光。“伯伯，昨晚我们整理了新一批投稿。”她递过一个U盘，“有位内蒙古的老牧民，用蒙语录了三小时口述史，讲的是六十年代初国家调粮援边的事。他说那时候北京来的干部亲自押车，雪地里走了一个月，人冻伤了也不肯让粮车停下。”
大宝接过U盘，点点头：“翻译工作尽快启动，配上双语字幕发布。”他顿了顿，又问，“技术组那边怎么样？”
“正在做最后校验。”林小满压低声音，“关于周正言审讯录音的公开影响比预想中更大。已经有十几个省市的历史学会联名请求重启相关人物平反程序。但……”她犹豫了一下，“公安部内部也有不同意见，说部分档案仍属敏感，不宜过度解读。”
大宝沉默片刻，转身走进屋内。展柜里的物品静静陈列：赵秀兰的账本、王德海的饭票残片、陈建国的铁皮盒子……每一件都像一块沉默的碑石，刻着被遗忘的名字和未曾诉说的痛。
他走到电脑前，打开“千人证言库”的后台系统。新增数据仍在不断涌入。一条来自甘肃农村的视频记录引起他的注意??一位八十二岁的老人坐在土炕上，手里捧着一张泛黄的工作证，上面写着“红旗渠水利建设民工”。他声音颤抖地说：“我是第五施工队的李长根。当年凿山引水，死了十七个人，名单没人记得。可我记着。每年清明，我都去崖下烧纸，喊他们的名字。”
大宝将这条记录标记为“重点保护级”，并通知地方志愿者前往实地核实。他知道，这些名字一旦再次沉没，就真的再也找不回来了。
中午时分，专案组传来紧急消息：原“白鹭计划”核心成员之一、“刘志远”的手机残骸经深度恢复，提取出一段加密通讯记录。内容显示，在其死亡前三十六小时，曾与境外某匿名IP进行七次短时连接，最后一次传输的数据包指向一台位于东南亚的服务器。
“他们还在运作。”刑侦队长语气凝重，“而且很可能已经掌握了我们部分技术路径。”
大宝盯着屏幕上的数据流，眉头紧锁。他知道，对方不会善罢甘休。真相越是浮现，那些靠谎言维系权力的人就越发恐惧。而恐惧，往往催生更极端的反击。
当天下午，一场突如其来的停电席卷半个城区。记忆之屋的备用电源自动启动，但网络中断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技术人员排查后发现，不是故障，而是有人远程攻击了本地数据中心的路由节点。
“这不是普通黑客。”技术组长脸色发白，“攻击手法极其专业，利用的是军方级漏洞。如果不是我们提前做了离线备份，整个‘证言库’都有可能被清空。”
大宝坐在会议室中央，听着汇报，手指无意识地敲击桌面。他知道，这场较量早已超出民间记忆收集的范畴。它触及了某些人最不愿面对的历史伤口，也动摇了某些话语体系的根基。
“从今天起，所有核心数据实行三级物理隔离。”他果断下令，“U盘传递恢复使用，杜绝一切无线传输。另外，启动‘火种计划’??在全国五个不同省份设立分布式存储备份点，确保哪怕主站被毁，记忆也不会消失。”
林小满低声问：“要不要报警？或者向更高层求助？”
大宝摇头：“我们不能依赖保护。真正的安全，来自于让更多人知道这些事的存在。只要还有人在听、在看、在传，他们就永远无法彻底抹除。”
当晚，他又一次登录匿名通道。那个ID为SWQ-1958的用户没有再出现，但系统日志显示，凌晨两点零三分，有一段新的音频文件被上传至加密区，来源不可追溯，仅标注一句话：“给孩子们听的。”
音频播放后，是一个温柔的女声，哼唱着一首老童谣：
>“月亮婆婆，点灯坐坐，
>照我阿妈，纺线搓搓……”
歌声断续，背景隐约有风声和钟摆滴答。唱完一遍后，女人轻声说：
>“这是我女儿生前最爱听的歌。她在五岁那年冬天走了，饿的。
>可我现在不恨了。因为你们让她的名字有可能被记住。
>请把这首歌放进青少年专区吧。
>让孩子知道，曾经有一个小女孩，在寒冷的夜里，也希望妈妈能多抱她一会儿。”
大宝听完，眼眶微热。他立即将音频归档，并附注：“苏婉清可能性评估：78%。”随即转发给心理分析团队做声纹比对。
三天后，国务院办公厅派员来访，带来一份密级文件。原来，因“记忆之屋”引发的社会反响巨大，中央决定成立“口述历史资源整合领导小组”，由文化部牵头，联合公安部、教育部、国家档案局共同推进全国性民间记忆抢救工程。
“这是机遇，也是风险。”来人坦言，“高层支持的同时，也有警告??不得借历史问题煽动情绪，不得挑战现有叙事框架。”
大宝笑了笑：“我们只是让人说出自己经历过的事实，至于怎么理解，那是每个人自己的权利。”
送走官员后，他立即召开内部会议，宣布启动“百人口述影像计划”：遴选一百位最具代表性的讲述者，为其制作高清纪录片，在全国主流平台轮播。首批入选者包括赵秀兰、王德海、陈建国的儿子，以及那位内蒙古老牧民。
与此同时，“青年记忆社”的“百城千巷”行动迎来高潮。一支大学生团队在湖南湘西回访知青旧居时，意外发现一栋废弃仓库中藏有数百封未寄出的家书。信件主人是一位名叫沈文华的上海女知青，她在1972年至1978年间写给父母的信中，详细记录了山村医疗条件、妇女生育困境、基层干部腐败等问题。
“最关键的是，”学生代表激动地汇报，“她在1975年的一封信里写道：‘如果有一天这些信能见天日，我希望人们记住，不是所有人都麻木地活着。’”
大宝亲自带队前往湘西，协助当地建立临时档案馆。他们在村头搭起帐篷，邀请村民前来认领信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颤抖着接过写有自己名字的信封，当场跪地焚香，对着南方喃喃：“姐姐，你的话，终于有人听了。”
这一幕被全程录像，上传网络后迅速引爆舆论。无数网友自发发起“替知青寄一封信”活动，写下致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回信，汇聚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